德國之聲：能不能分享一下你是何時決定流亡的，以及一路上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許智峰：在2020年7月北京強行通過了香港國安法後，我便想或許將來我必須離開香港，繼續為香港的自由和民主發聲。我意識到，反對派人士可能會受到嚴重的迫害。

當時我沒有太認真地考慮這個可能性。但到了2020年11月，我開始認真思考了離開香港的可能性。當時黎智英丶黃之鋒和周庭剛被關入監獄，我也看到香港政府起訴更多的反對派人士，我明白這個趨勢將比人們想像的更快成為常態。所以在2020年11月下旬，我決定離開香港。

我以往有個慣例是到其他國家與談論氣候變化和環境相關的議題。2020年我原先安排年8月或9月正式訪問丹麥，但當時我並不認為是自己離開香港的機會。不過我也一直在心裡想著，如果我決定離開香港，那麼去丹麥出訪的行程就是一個機會，所以後來我才決定藉由出訪丹麥的機會宣佈流亡。

德國之聲：與大多數流亡的香港運動人士不同的是，你並沒有切斷與家人的聯繫。相反地，你安排家人與你一起離開香港。你在過程中有遇到很多困難嗎？

許智峰：在我離開香港之前，我的家人就已經被監視了半年多了，我們幾乎每天都被陌生人跟蹤。我和家人都覺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這也是為何我決定他們該跟我一起離開香港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原因是，我知道自己可能面臨更嚴重的迫害，而這個迫害不僅會涉及我，也會涉及我的家人。我知道這樣的情況一定會發生，因為在中共的歷史上，就發生過異議人士家屬成為被迫害對象的例子。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在香港變成人質，我當時也覺得，如果我的家人安全的話，我可以更無顧忌地挑戰中國政府。

德國之聲：到了英國之後，你花了多長時間決定把國際遊說的重心轉向另一個同樣有龐大香港移民的國家？

許智峰：我沒花多長時間便做出了這個決定。我抵達英國後，花了一些時間與羅冠聰和其他流亡的香港人交流，發現他們相當有組織，且流亡的香港人的人數比我想像的還多。我也運用這幾個月與英國和歐洲的議員會面。

我想我在歐洲已經做得夠多了，所以在有了羅冠聰和其他駐英國香港人的情況下，我覺得自己可以離開歐洲，到全球其他地區做國際遊說。他們給了我很大的信心到其他地方為香港做國際遊說。

當然，我還是有點掙扎，因為我知道倫敦或曼徹斯特等地是將來許多香港人會聚集的地方。但是放眼澳洲，那裡也有一個龐大的香港社群，但當地並沒有什麼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專職做國際遊說的工作。我覺得澳洲更需要我，我也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填補當地的這個空缺。

德國之聲：以前很多人認為你是一個溫和的民主派，專注於做事，而不是在公眾面前發表很多言論。現在你要在澳洲作为香港社群的領導人物，進行國際遊說的工作，你是否必須採取不同的心態？

許智峰：我的風格是不太高調，因為我只想把事情做好，但我覺得自己現在是佔據了一個像足球比賽中前鋒的角色，在澳洲的游說工作中擔任主力位置，但我不介意。我覺得自己身邊有很多盟友，我也得到了很多香港人的支持。他們一直將我介紹給澳洲有影響力的人，所以只要我們把事情做好，我不介意改變自己的角色。

德國之聲：2019年似乎是你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因為你經常出現在示威的前線，試圖緩和抗議者和警察之間的緊張關係。你認為這些經歷對你的政治生涯有什麼影響？

許智峰：我當時沒有想太多，因為我覺得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我幾乎是以出於本能的方式在做這些事。身為一個香港人，我覺得自己無論如何都會在街頭，而作為一個議員，我覺得自己有責任站在前線，因為我有更多的保障。我會得到更多的鏡頭關注，警察也不會隨便打我，或隨意逮捕我。

整體而言，2019年在街頭與示威者一起抗爭是個充實的體驗。我覺得在街頭與示威者相處的時刻也是我議員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時刻，因為作為民意代表，我感受到當下自己獲得的力量最大。其他時候，我在立法會中發言，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發表「漂亮」的聲明時，我覺得自己是在為一個腐敗的制度背書。

我很難看出這麼做是否能改變現實的情況，但我在街頭的時光讓讓我覺得很有力量，因為人們的精神狀態很高漲，我也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來自他們的力量。這些時刻影響了我，因為我覺得那些人是我的同伴。所以即便我現在不再擔任任何公職，我仍然覺得自己是這個運動的一份子。

德國之聲：在過去的幾周裡，你目睹了自己在香港的許多前同事被拘留。你對中國政府對民主派的鎮壓有什麼看法？這些情勢發展會對你在澳洲的國際運動產生什麼影響？

許智峰：目睹他們受苦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經歷，我想他們很多人都沒想到這麼快北京就會鎮壓民主派。從我的角度來看，他們都是受人尊敬的同事，而我現在不能與他們同在，對我來說很痛苦。我本來可能成為其中一個被打壓的目標，這樣我便能與他們同甘共苦。

我現在正在澳洲隔离，14天的隔離已經夠難熬的了，但是，我還可以自由地和外界交流，而我的前同事們卻突然什麼都沒有了。既然我不能和他們同甘共苦，我肩上便扛有更大的責任。

我覺得我不應該浪費任何一刻的自由。我在1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過，我不應該獨自享受現在在自由國度稱心如意的境遇，我應該把每一刻都用在國際遊說上。

德國之聲：在上周中國全國人大通過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後，許多專家表示，香港正在進入長期受專制統治的時期。如果香港人想生存下去，他們必須防止自己被關進監獄。你會給現在仍留在香港的香港人什麼樣的建議？

許智峰：我覺得香港的情況會繼續惡化，現在可能只是初期，我覺得最壞的情況還在後頭。有一個一直困擾許多香港人的問題是，我們都在想自己還能做什麼，以及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對抗北京。

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我要說的是，現在以硬碰硬的方式與北京對抗是不明智的，因為任何人如果這樣做，都很容易被關入監獄。隨著香港各方面的情況持續惡化，任何一個人都要保持心中的初衷。我認為現在香港人應該把時間與注意力花在公民社會和培育民主上，將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然後把這些記錄和感受與每個人分享。 

我們不該讓恐懼戰勝我們，也要繼續延續心中的初衷，保持高昂的鬥志，並等待適當的時機再次發起行動。我不認為香港人會輕易被洗腦，我們也不會那麼容易在精神上被擊潰。我們會保持高昂的鬥志，等待機會東山再起。

德國之聲：部分海外港人過去幾周，開始討論台灣幾十年爭取民主的經驗或許可以成為香港人的靈感。你對這個比較有什麼看法？

許智峰：我覺得台灣在整個民運過程中，在文化保存的部分做得很好，這一點通過他們的文學和公民社會能體現出來。他們塑造了屬於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我相信這些都是香港人可以效仿的。

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香港的本土文化。現在人們對粵語流行歌曲有了更深的感受和分析，本地的香港電影也成為年輕人討論的焦點。我覺得這都是本土主義崛起的一種形式，我相信台灣人在戒嚴時代也經歷過類似的階段。

德國之聲：你在澳洲定居後，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許智峰：首先，我發現自己受到的媒體關注的程度比原先預想的還多，但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因為我有更多的渠道在海外講述香港的故事，以及我選擇到澳洲的原因。我未來會做更多的採訪。

此外，我和很多在澳洲的香港人都有聯繫，我們開始討論策略，並向澳洲議會和政府提交了很多資料。我們也在制定計劃，包含如何支持在澳洲的香港人，以及如何游說澳洲政府通過更多的計劃支持需要離港的人。 

重要的是，我們要有組織，成為澳洲更大的利益相關者，這樣澳洲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員才會願意聽我們的故事。我也一直在與地區到國家層面的議員聯繫，這可能是我與他們對話的機會，也可能是我與澳洲政府對話的機會。

在此之前，我們需要準備好我們的論點，並清楚瞭解澳洲政府在國際上能就香港議題做些什麼。目前首要目標包括在澳洲通过《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並說服澳洲政府對香港和北京的官員進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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