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庭審理僅僅兩天就宣佈了判決，速度有些驚人的快。要知道，梵谷凶殺事件極為殘忍，影響極壞。不過，不能因為僅兩天時間就簡單地斷言判決輕率，時間短。判決本身並不讓人感到驚異，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意料之中，別無他擇：法官宣判27歲的伯利耶終身監禁。他的罪名是：殺害了荷蘭電影導演梵谷，威脅了該國議員阿裡並讓警察險些喪命。

伯利耶的父母來自摩洛哥。他本人在辦案期間堅持不要律師，他對殺人行為供認不諱並聲稱，有機會還要再幹。

在這樣的罪犯面前，法制國家又能怎樣，除了給他判處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對伯利耶來說，是輕而又輕了。他本人希望吃警官的槍子，一命嗚呼，做個光榮的殉道者，走進歷史。在天國中贏得安身之地換來現在的荷蘭監獄，這離他的打算太遠，也不是他所希望的。

如果事發在他父母的家鄉抑或許多穆斯林國家，凶手就被執行死刑了，但也有例外，要看凶手作了什麼，殺了誰。在有些穆斯林國家，伯利耶也會成為英雄的，因為他殺死的梵谷竟敢公然褻瀆可蘭經，誣蔑伊斯蘭以及穆斯林的先知神明。

阿姆斯特丹法院不會去考慮這些問題。但終身監禁的判決決不意味著輕判伯利耶，對這樣的凶手根本談不上從輕處置。只是，法庭要是多在發生凶殺事件的根源上展開討論，就更加合適了。

難道不能一問：褻瀆少數民族的宗教神明以及對他們情感的惡毒謾罵，真是受到法律的保護？這些真的屬於電影導演「自由創作」的范疇？

假如伯利耶請律師替他辯護，人們就會在法庭上對以上問題展開討論，政界也會給予更大的注意，而不像現在，時過境遷，政府被繁瑣的日常政務忙得脫不開身。

以多元文化著稱的荷蘭社會並沒有在梵谷被殺事件後就變成了的「文化衝突」的公開場所，這一點，荷蘭政界和民眾都感到慶幸。人們又開始了正常的生活，為什麼不呢，凶手已經抓獲，他已認罪不諱。為什麼還要追究凶殺事件不放，非要繼續深挖動機呢？

這些問題本身並沒有錯。但梵谷一案向人們揭示了一系列可以彌補的社會缺陷，不僅在荷蘭，歐洲居住穆斯林人的國家和城市都普遍存在。這樣看來，也許對伯利耶的判決的確合情合理，但判決本身卻不是對存在問題的回答。法庭無法對這樣的問題給予答覆，它只能來自政界以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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