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黑發，黑皮褲，楊煉以先鋒派藝術家的形象為波昂詩歌朗誦會帶來一股不羈的風。他似乎是在用飽蘸的激情玩一個晦澀的意象游戲，只怕痛苦的姿勢不夠僵硬，只怕血泊、腐爛、蛆蟲這些可怕的詞匯不夠深刻。他不說「人生如夢」，卻說「一個夢，有時比一生更漫長」（《夢中的高度》）；不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卻說「往事無聲，雪上留不下腳印」（《事》）。他還喜歡用擰麻花般的句式考驗讀者的哲思及智商。例如，他說，「從未真正抵達的秋天/從來都是秋天」，「從未真正抵達的遠方/從來在逼近腳下」。又說，「現實之無根，正是精神之根」。

回不去時回到故鄉

侃侃而談的楊煉也有過失語的時候，那是在流亡之途的最初。他說：「1989年之後，原定的短期文化交流變成了漫無歸期的國際漂流。我突然感到自己變成了一種完全沉默的動物，沒有任何的外語在我的嘴巴裡，只剩下眼睛、耳朵、鼻子等等，而中文只是身體內部喃喃自語的一個工具。」失去了中國文學的環境，失去了讀者、朋友、親情，陌生人群中的日子看不到盡頭，「無根」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從被迫到自覺自願的自我放逐，楊煉發現，真正的問題，不是「我離開中國多遠了?」而應該是「我在自己內心和語言裡挖掘多深了?」他說：「十幾年的漂泊過程讓我理解了孤獨，也認識到原先以為一個詩人只屬於一個地區的想法是有限的，也是比較可憐的。當我和世界各地的詩人聚會的時候，雖然語言障礙依然存在，但是對詩歌、對人生的共同理解卻讓我們走得很近，所以儘管我失去了地域上的、空間上的祖國，但在獨立人格的層次上又找到了很多的朋友。」

從澳洲到新西蘭，再到德國、美國、英國等大半個世界，楊煉站在雪梨城外南太平洋岸邊高聳的峭壁上、紐約住處窗口開向哈德遜河的房間裡，目光穿越時空，落入北京西郊圓明園廢墟附近、一間名為「鬼府」的小屋。他的京郊寓所本是一間舊教室，書桌原為半塊玻璃黑板。他是從那裡走出去的，走在異鄉，眺望中國，置身於外語環境裡，中文特性反而清晰了。

流亡路上的尋根精神

楊煉說：「中文動詞沒有時態變化，這是它跟歐洲語言最大的區別。語言是思想最基本的載體。我希望有意識地使用這種非時間性、歷史的循環感去表達個人處境及命運不變這樣一些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詩意。」他也無法理解，英語的「黑暗」一詞竟然沒有複數形式，可是對他來說，周圍的「黑暗太多了/以至生命從未抵達它一次」。就這樣，詩題《黑暗們》成了他的故意而為，翻譯成英文後，竟強加給英語一個詞。

多年浸泡在海外生活之中，從最初的手足並用到其後的心領神會，楊煉倒也磨就了一口利索的英語，但是他依然在用他所鍾愛的方塊字搭建宏偉的紙上建築群。他說：「中文所蘊含的深度及其豐富的啟示性還遠遠沒有被世界，甚至沒有被中國自己的作家所認識。對於一個詩人來說，他所使用的語言應該能夠真正地挖掘自己，觸摸到在自己內心深處發聲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無數的古典傑作給我的挑戰令我感到激動，也意識到自己還有太多事情去做。只有把它帶到世界的舞台上來，構成與英美傳統文學的比較，世界文學才能更加豐富。」

1999年，楊煉以其作品譯文獲得義大利最重要的FLAIANO國際詩歌獎，被英國詩歌書籍協會推薦英譯詩集獎，他還不停地在國際上參加各種學術及節慶活動，被譽為當代中國最有代表性的聲音之一。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撤銷禁令，允許出版楊煉作品集《大海停止之處》、《鬼話‧智力的空間》，去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收錄他近年新作的詩文集《幸福鬼魂手記》。

回擊世界性的自私冷漠

從孤魂野鬼變成幸福鬼魂，楊煉渾身桀傲不馴的刺還是沒有被撫平。他不肯躲在詩歌的城堡裡作一名循世者，而是以詩人之眼關注時事政治。今年十月，中國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以一本《中國農民調查》榮獲尤裡西斯世界報告文學大獎，作為幕後推薦者之一的楊煉突然跳出來回擊「世界性的自私冷漠」。從城市人到海龜，從藝術家到知識分子，從中國政府到西方國家，政界、商界無一倖免地遭到楊煉炮轟，罪名是「自私、冷漠、玩世不恭」。

那麼，射出這一箭的作者本人是否便是無私、熱情、憤世嫉俗的旁觀者呢?或者，「自私、冷漠、玩世不恭」本身便是人性的深淵?面對這種挑釁性質的發問，楊煉倒也不急不惱，他回答說：「1974至1976年間的三年插隊經歷把我由一個非常害羞、脆弱、敏感、可笑的小男生改造成了一個野蠻人。直到現在為止，這個改造還是很成功。這三年也讓我瞭解了農民的處境，真正體會到什麼是中國。中國的農民和土地之間糾纏著一種既愛又恨的感情，土地養育了世世代代，又像牢獄一樣囚禁著人們。」

正因如此，當楊煉讀到那本《中國農民調查》的時候，書中的描寫一下子就激活了過去的記憶。他說：「從1994年開始，我又可以回中國探親，由於時間有限，我拜訪的都是居住在城市裡的家人及朋友。這麼多次回國，幾乎沒有人表現出任何對農村狀況的憂慮，以及替農民說話的願望。我希望站在一個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追究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我並沒有將我本人排除在外，事實上，這個知識分子的群體也包括我自己。」

屈原式的問天問地

針對行文「過於激進」、「尖酸刻薄」之類的批評，楊煉表示：「我不否認中國社會正在進步，我自己的書被解禁便是一例。但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是歌功頌德，政府有義務將社會理想建立在公平、自由這些人類共同認同的基礎上。我們不能因為過去的起點太低而對現有的改善沾沾自喜。」在楊煉看來，詩人應該將其內心精神豐富、個人敏感及思考延伸到整個社會乃至他人身上。他說：「我們應該發揚屈原的那種《天問》的精神，問天、問地、問宇宙、自然、歷史、神話，一路問下來。天問的精神就是一種批判的精神。」

前後在德國生活過三年的楊煉對柏林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頻繁出席文化活動的這位先鋒派詩人也是波昂及德國之聲的熟客。他對德國人的印象是「嚴肅、認真，鑽牛角尖式的狹隘」。他說，「在二十世紀，只有德國人在性格的複雜性和深刻性上能與中國人相比擬。前者有二戰，後者有文革。德國人對猶太人不停懺悔的態度迫使他們永遠背著一個沉重的精神負擔，甚至Deutschland這個字說出口都帶著羞恥感。我在欽佩的同時又認為他們有點兒過分了。看看現在猶太人在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幹的事兒，在我看來與當年納粹的所為並沒有什麼不同，甚至有過這種痛苦經歷和記憶的人再去殘害別人是更加可怕的，更加自私的。」看來，「自私冷漠」真是楊煉嘴裡一句包羅萬象的評語。

（亞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