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區與自由度：是個尺度問題

讀了「中國三大禁區的歷史變遷」，感覺作者平心總結得非常好。 確實，中國大陸的禁區這些年悄然在變化著。總體上來講，個人活動的自由度大了，實際上，在不牽涉政治議題的場合，在有些方面甚至比任何西方國家還大 —— 這關聯到社會公德，這裡不做探討。

禁區，當然還存在著。在分析中國禁區的時候，平心提到了一些矛盾現象。那麼，在中國，到底什麼一定會被禁，什麼被禁而實際上並不嚴格？怎樣劃分禁區與非禁區的界線？在界線模糊的區域，容忍的空間有多少？ 這確實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這裡請允許我補充一些想法。 隨著這些年禁區的鬆動，吃肉罵娘的事情，已經屢見不鮮了，街頭巷議談政治罵貪官罵政府，也不稀奇了，沒有人會把這些當成什麼了不得的大事，鄰裡朋友之間更不會為此打小報告。儘管因言獲罪的案例還是層出不窮，但是大驚小怪地批鬥遊街的現象基本杜絕了。

總體上，明確禁止的乃是反動、黃色和反華的東西，因為影響到社會風氣、社會安定和政局安定—— 籠統地說，就是擾亂人心。 平心而論，不惟中國，其實任何國家，都有類似的禁令，只不過是尺度不同而已。這個尺度，就是禁區與非禁區的界限，禁區的上限就是自由度的底線。 比如，色情的內容，雖然在德國是合法的，但是人們不可以把教科書也寫得下流，更不會在公共場所允許人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做愛；而美國這個被公認為開放的國家，卻基本上禁止商業化的紅燈區和妓院 —— 儘管色情網站、電視色情節目和報紙招嫖廣告的密集度並不比德國少；今天的中國大陸呢，原則上一如既往明確地掃黃禁娼，遺憾的是，目下娼妓的人數只怕比美國和德國加起來還多，政府也只能一陣一陣地搞搞突擊罷了，有些無良警察平時早就貓鼠一窩，到時候不過做做樣子，應付上級。

禁令的尺度，本來應該是法規統一制定的。然而在中國，這個尺度往往可以人為理解和掌握。 法制與人治：尺度是這樣產生的 法令的執行，權力的真正操縱是落到下面的人手上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法律尚不健全，這一點毋庸諱言，連政府也一直坦承。法制改革多年以來，仍然在醞釀和進行中，雖然中國的法律體系一點一點在逐步完善，然而進展緩慢，很難在總體上一步到位，原因：情況太複雜，牽涉到的東西太多。

若要圖省事，當然可以照搬歐美法律條文，但是，歐美法律不一定適合中國國情；而且，倘若法定的制度不能做到，法律成一紙空文，勢必更加損害政府的信譽和尊嚴；何況，中國老百姓還不能夠像歐美那樣有能力供養龐大的律師大軍。這樣一來，到底什麼是禁止的，什麼是容許的，法律上只能做個粗略的限制，中國的法律目前不可能做到像歐美一樣那麼複雜細膩， 而必須預留較大的彈性。

具體怎樣操作，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主觀性。相對於法治國家，中國必然還要在人治的階段駐留相當一段時間。既然是人治，就要摻雜許多道德和情感因素。中國有著複雜的文化和傳統，地域文化不同，人情關係也很複雜。當大量的具體情況需要借助主觀的道德和個人感情的判斷去裁決和處理的時候，法律的實施就失去了客觀性和單一標準。 缺乏客觀性和單一標準，那麼必然導致制度的施行缺乏常規性，一陣風，一陣雨，想起來馬上什麼做什麼，想不到的地方，等到起火了才去轟轟烈烈地去撲救。

體現在文化上，循規蹈矩的德國好像是一個單調枯燥乏味的國家，而中國時不時地總有這樣那樣激動人心的運動。 人治與文化:分析中國人治的文化烙印 說到禁區的界線，拿媒體管理為例：中國的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同時，也明確禁止危害國家和社會安定的言行。這樣，屬於兩者的交集內的言論就比較敏感了。新聞與評論是否可以錄用，多數時候，權利直接掌握在編輯手中：假如編輯本人是個「憤青」，他就會偏好憤青言論，假如編輯是個「哈日」族，那他就會槍斃一些反日的言論 —— 當然，編輯是高智商的人，那些明顯屬於謾罵性質的文章不一定槍斃，以體現言論自由，他們也許會選擇那些語氣中庸平和然而立場明顯的文章下手，因為這些文章說服力更強，容易造成很大影響，上面一旦怪罪下來，個人難免承擔風險。為了自己的小日子過得太平一點，編輯們只好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漏過一個。

其實中國的很多問題，都存在著類似的例子。媒體是個知識精英薈萃的地方，從業者視野開闊，比一般人有更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同情心，尚且不得不如此。其他領域，尤其是文化層次不高的公共部門，個人的道德水準、理解能力和感情因素就更是五花八門了。

於是乎，上面的規定，到了下面，或被過分保守、或被過分誇張，表面忠誠而實際走樣地執行了。下面的人如此賣力做姿態，上面的人即使看出問題，也無為而治裝糊塗，非但如此，少不得還要領個人情，如果有什麼事情還得替下面罩著些，以籠絡人心，保住烏紗。一般的事情，平時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總之，下面裝順從、上面裝信任；上面縱容，下面嬌縱。工作上，大家馬馬虎虎地做做表面文章，而在做人情這個敏感的文章時，卻一絲不苟，身心俱能投入。人際關係過得去，大家就相安無事，就皆大歡喜。這樣的的風氣，造成行政部門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被扭曲變形。 文化眼看新聞眼：第三隻眼看新聞 過於直接，過於忠於事實的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有著難以避免的文化盲點。

對中國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國際社會動不動把帳直接算到中國政府頭上。不遺餘力地譴責撻伐。 從文化上，這其實完全可以理解，一點兒也不奇怪：第一，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第二，西方的媒體基本商業化，記者要揚名，公司想賺錢，為了尋找具有轟動效果的新聞賣點，嗅覺已經訓練得非常靈敏了；第三，從性格上來講，西方人做事情，著重看的是效率和結果，他們的腦子裡沒有那麼多彎彎繞的人際關係，而是直截了當，職責分明。

其實，西方媒體並非如很多中國人認為的那樣，專挑陰暗面曝光，存心要出中國的醜。公平地說，一般在報導中國的負面消息時，西方媒體並沒有幸災樂禍的態度，受眾的反應也不會表現得幸災樂禍。 換句話說，幾乎沒有人願意看到中國不好，至少公開場合不太看到這種事例。 西方報導就事論事，由於文化的關係，他們並不會、也不能深究事件的細瑣根源。指責的板子一概落在中國政府的屁股上。比如最近引發爭議較大的太石村事件。政府是誰呢？事件發生的時候，所謂政府，或者說代表政府的，也許就是一個級別不高的普通公務員而已。按照正常思維，越是象這樣的人，越是習慣平時擺個小譜兒。一旦碰到事態嚴重，其實並無良策。事到臨頭，只能慌亂行事，憑著習慣和直覺，愈加要面目猙獰地抖抖威風——這不過是生物的自然反應罷了，只是有的人急中生智，而有的人急了，智商等於零。按照中國的人情邏輯，可以想見得到，事件發生後，他的上司一定會一級一級徇私情，企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當然，這個做法，在資訊發達的今天，並不高明。結果是，非但捂不下去，反而欲蓋彌彰。 春蠶吐絲來搭橋，玉宇澄清會有時 個人以為，在類似太石村這種事情上，西方的媒體，未免太上綱上線。以這樣的事例責難最高的首腦是獨裁，是冤枉的。難道因為這些事情，他們就應該引咎辭職嗎？如果這樣，中國就不可能有領導人了， 因為大大小小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說句公道話，和平時期的最高首腦，一生都在經歷無數的考核考驗，很少有什麼大的過錯，一步一步提拔上來，可謂戰戰兢兢，謹小慎微，即使不算十全十美，人品也是相當優秀的。

十三億人的管家，無論什麼事情，捅到他們那裡的時候，都不是小事了。資訊這麼發達的今天，有的事情捅得世人皆知了，可能他們還不知情呢。 這裡無意為西方媒體或者中國政府刻意辯護，而是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對某些現象作一個文化的分析，希望自己微弱的聲音能架起一座文化的橋樑，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心和善意。這座橋樑如游絲一般的細，頃刻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不過，春蠶吐絲，是出於本能，還是要做。受中西文化的熏陶，自己很希望祖國和客居地兩邊都好。其實，不論文化如何不同，人性的東西還是相通的。沒有必要玩弄意識形態，人為搞對立。老百姓要的不過是實實在在過日子而已。

玉宇澄清終有時, 只是以中國之大，很多事情需要時間 —— 這一點上來說，德國人尤其需要改進：德國人掛斷電話的速度世界第一，德國服務生可能是最沒有耐心最自以為是的，呵呵。 希望西方對中國多一點耐心，中國多一點開明。相信所有的世界公民，都希望自己和子孫有個和平美好的世界。這樣的世界離不開一個和平美好的中國。 （梁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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