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北京農業大學舉行的農村專題會議討論了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河南省回龍村村黨委書記張榮鎖不再套用陳詞濫調的政治「老八股」。這位46歲的健壯農民說：「農民們坐在自己的田裡，卻找不到人繼續承包土地。集體所有制與個人土地使用權並存的制度已經不適用了。」 在場的200多名學生都豎直了耳朵。如果要是在中國人大正式的會議上，張榮鎖的措辭可能要溫和一些。而在門戶網站騰訊網組織的為期14天的「燕山大講堂」則以言論尺度更為開放而出名。

中共領導總是提到中國的土地問題。解決「三農問題」（農村，農民和農業）是北京的政治口號。這一問題具體表現在什麼方面， 溫家寶在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簡短的談到了：擴建基礎設施，醫療衞生保障和糧食安全。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17175元)與農村的（5153元）人均收入的差距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所堅持的農村政策走進了一個死胡同了嗎？

安徽省白蠟園村的劉瑞蓮認為，只有把調動農民積極性，中國農村才能實現真正的發展。年近50的劉瑞蓮說：「政府不能簡單建新房，然後把農民安頓到那裡去。」 在她們村裡，居民對陳舊住宅進行了現代化改造。 此外，還要通過宣傳介紹，解除農民對合作社的不信任感。

54歲的王金初來自湖北省白丈河村。他認為人們對於村裡出現的新鮮事物感到不安也是一大問題。這位54歲的農民認為，只有強制手段，才能改變局面。「誰學不會使用廁所和垃圾桶，誰就會被排除在鄉村文化活動之外。」

這三個人中，王金初更像具有帶頭精神的黨員。中國國家媒體都對著三人進行了詳細報導，因為他們積極工作，勇於創新，帶領村莊脫貧致富。在這些農村人大代表們朴實和感性的陳述中，人們很明顯能夠感受到，他們把農民和自力更生的信念放在了第一位。王金初希望，政府能夠讓農村在社會保障以及垃圾處理方面，享有與城市同樣的待遇。劉瑞蓮則說：「我們需要一個小額信貸制度，讓農民能夠自己做點事，或者成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公司。」

這些積極參加討論、代表農民利益的代表向人們展示了，農村政策應該如何調整。這些底層的政治決策者謙虛的為他們具有濃重鄉村口音的普通話而道歉，並為中國的高層政治人物們做出了榜樣。這些樸素的觀點表明，在政治活動中抓住問題的關鍵比接受高等教育要更為重要。中國政府總是用文化教育程度不夠高來作為限制民眾參政議政的理由。有人向河南省回龍村村黨委書記張榮鎖提問，請他設想一下未來的土地所有模式和農業結構會是怎麼樣時， 這個村黨支書回答的同樣那麼謙虛，他說：「這的問題不好回答，我說了不算」。張榮鎖的兩隻手平攤在演講桌上，他可能寧願讓自己有一次「說了算「」兩手抓」的機會。

記者：Kristin Kupfer/子江

責編：當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