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評論報寫道：「如果北京真的扶助農村居民，那麼這將是中國經濟政策的轉折點。自七十年代末中國開放以來，幾乎所有的經費都投入到精英生活的城市。這樣帶來的結果是，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受益於經濟興旺發展，農民的平均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由於許多家庭窮得無法交納學費及支付醫院治療費用，所以社會緊張局勢加劇，動亂增多。

溫家寶承認，分配重點從城市轉移到農村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為了減小不發達的內地與繁華的沿海省份在生活條件方面的差距，北京過去就開展過類似的運動，但運動以失敗告終。」

柏林日報寫道：「至少要幾年以後，這項新政策才能對收入差距過大的現象產生作用。現在農村居民還要繼續充當工業化的犧牲品，這是因為為了建設新工廠、公路和電廠，佔用的農田越來越多。過去十年，五千萬農民失去了土地。支付補償金是地方政府的事，它們通常以盡可能少的金錢獲取土地。

正式說來，所有土地都屬於國家，所以農民在法律上沒有對沒收他們土地的行為進行反抗的可能性。抗爭成了他們唯一施加壓力的手段。一旦幹部涉嫌把部分補償金轉為己用，往往就會發生暴力行動。」

法蘭克福匯報認為，中國的農業稅有2600年的歷史，取消農業稅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變革。這一決定是政治考量和理智的結果，但不會得到地方幹部的擁護。該報接著寫道：

「中國黨和政府現在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不僅因為它們有了新的社會意識，在多年來不斷出現抗爭活動以後，它們害怕國內出現動亂。更重要的是，它們要以此使農村幹部承擔更多關心農民生活、預防動亂的責任。從經濟上看，發展農村的新政策是為了帶動內需、減少中國對出口的依賴。

這些新政策實施起來將很困難。科學家們擔心，幹部們會把『新農村』理解成要求他們建造新建築，這樣將進一步加重農民的負擔。另外，現在答應給予的補貼是否有成效也很成問題。一所國家咨詢機構的調查結果表明，迄今為止，國家給予農業的補貼只有五分之一到達農民手中，其餘都落入了其他人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