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春夏之交的華盛頓，雨停了一下子，又狂暴地落了下來。一時之間，講台上的演說被打斷，有人為前排座位的民運人士魏京生、作家鄭義撐傘，站在後方的一百多位參加者，則把黃色雨衣往後傳遞。 

胡雨橋站在最後一排，他舉著其他群眾準備的布條，眼鏡和頭髮都濕了。他34歲，新冠疫情封城期間在上海工作，但當時不敢參加「白紙運動」。疫情後，胡雨橋離開中國，負笈來到美國阿拉巴馬大學攻讀法律，在亞特蘭大的律師事務所實習。 

六四事件36週年前夕的週末，他搭上飛機來到華府，生平第一次，走上街頭悼念天安門事件。 

在中國長大的胡雨橋，一直到大學在Google與維基百科上，才第一次看見六四「坦克人」的照片。「當你用了VPN，會翻牆的這種東西，你就回不去了。如果你一直看被『牆』的資訊，你就會覺得像被關在籠子裡，會有那種窒息的感覺。」 

集會上另一位來自中國的參與者徐江，是在中學課堂聽過六四的片段歷史，但這也是他第一次親身紀念六四。他1988年出生，去年夏天舉家從四川「走線」，翻越美國南方邊境圍牆，尋求他口中「最後一片自由之地」。 

「雖然我沒有經歷過，但是我為那些在天安門廣場被中共屠殺的人，感到非常難過。」站在中國大使館外，徐江告訴DW，他希望讓全世界的中國人在高壓統治下仍能設法抗爭。 

「它（中共）今天可以迫害中國人、剝削中國人，明天它將綁架中國人去威脅全世界，」他說，「全世界不可以和魔鬼做交易。」 

隔著VPN，他曾以為中國「不會變得更壞了吧？」 

胡雨橋的六四印象來自父母。「我爸媽其實是在六四之後度的蜜月，去了北京……當時去北京什麼人都沒有，天安門廣場非常嚴，不讓進去。」 

他說，「這是他們對六四的印象，這基本上也是我對六四的印象。」 

除了「沒有」，一片空白。大學翻越網路長城認識六四後，讀法律系的胡雨橋在課堂上與教授討論法治與憲政，仍對中國懷抱希望。「當時覺得腦海裡的感覺還是，事情不會變得更壞了⋯⋯應該不會變得更壞了吧？」 

習近平掌權之際，他在一個跨國非政府組織工作。他曾忍受組織為了留在中國做出種種妥協，「真正地說『不行、得走』，其實是在疫情」 。

上海封城期間，胡雨橋居住的小區被封了3個月。他向管理員要求領取網購的咖啡，意外引發一場騷動。事後儘管小區放寬管制，胡雨橋卻被警察找上門，調查他引發的小型抗議，是否受到「境外勢力」指使。 

胡雨橋形容自己當時「嚇壞了」，於是著手申請美國大學，決心離開中國。踏入美國國土，他才首度參加「白紙運動」的紀念活動。「我很感謝他們，因為我知道沒有他們的話，我可能這個國都出不來。我感覺當時是真的沒有膽子參加。」 

這回現身紀念六四，胡雨橋說，他想讓美國看見「共產黨的底線能有多低」。 

 「像美國這種西方國家，看到了中國做出這種事情，為什麼還會讓中共加入WTO，相信它會改變？」他說：「這也是給國際社會的一個教訓，起碼像中共的政權，你是不可能通過貿易手段、或者全球經濟的手段去改變。」 

牆內談不了六四，於是翻牆來到美國 

徐江與弟弟徐糧「走線」來到美國後，住在海外中國人聚集的紐約法拉盛。這天他們來到華府，徐糧說起六四，話語夾雜幾句髒字，「我非常討厭中國共產黨，我非常憎恨它」 。

「他們（中國人）99%都不知道有這件事情。因為很多時候，我在網上看到，然後我講給他們聽，我說天安門用坦克壓大學生、用機槍掃射大學生，他們不信。」 

徐糧也用VPN翻牆，但不敢在網路上批評中國政府。「我想要離開這個地方，逃離中國，因為我如果繼續在那裡，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我也不可能一直不去發表我的言論。」 

不同於弟弟徐糧是「89後」，徐江在天安門事件前一年出生。他中學時期聽過老師講起六四，「我的老師他們也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所以他們會跟我們零星地講一些有關的東西……但是，又不是很真實的情況，因為他們也懼怕一些東西。」 

十年前，徐江開始尋找六四相關資訊。「我們瞭解越多、接觸的知識越多，你會發現中共這個政權，它遠遠不只出現像六四暴行這樣的事情，它從建國以來一直在使用各種強制的迫害手段，對中國人民進行系統性的人權迫害。」 

徐江認為，在美國的中國人應該與中國政府劃清界線。

「我們中國人需要更多地去站出來，不能光在美國享受自由。我們要去捍衛自由，才可以享受自由，才能真正的去擁有自由。」 

自由之地上，「坦克人」成為抗暴符號 

同一場集會上，最年輕的身影是16歲的圖博裔美國人Tenzin Kunsal。她跟著另一位圖博裔與中國裔好友，來到中國大使館前悼念天安門慘案。 

Tenzin Kunsal在美國長大，她是在高中歷史課上，第一次見到「坦克人」。「他只是一個人，赤手空拳，沒有機槍，沒有武器，對抗好幾台坦克。」 

「我大受震撼，他的決心與勇氣震撼了我，」她說。 

Tenzin Kunsal 用英語的「遺產」（legacy）形容「坦克人」留給後人的影響，「我們必須傳承他的遺產，如果我們不這麼做，誰還會記得他？」 

「身為一位圖博人，尊者達賴喇嘛與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所做的一切，經歷的苦難，我想把這些遺產傳承下去。」Tenzin Kunsal告訴DW：「這對我的家族、我的文化與歷史非常重要。」 

Tenzin Kunsal相信，年輕世代應該傳承六四與其他對抗中共專制的歷史，並在海外積極倡議，「因為我們就是未來的世代」。

她也認為，圖博人應該與中國人一起紀念六四。「如果我們與中國公民站在一起，我相信某些事情能夠成真，我們能夠促成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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