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尊敬的達賴喇嘛，經歷了50年的流亡生活以後，您對重新返回西藏還抱有希望嗎？

達賴喇嘛：所有的藏人都抱著一種希望。單從西藏角度去看，似乎情況非常艱難，似乎沒有辦法解決。但是如果從宏觀角度去看，其實我們是有很大希望的，特別是最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華人學者、專家以及知識分子開始關心西藏、支持西藏。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是有希望的。

德國之聲：您一再重申，您不追求西藏的獨立，也不是像北京政府所說的那樣要分裂祖國。您只是希望西藏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治。那您覺得您應當怎樣做，才能讓中國政府信服這一立場呢？

達賴喇嘛：（笑）其實中國政府知道我沒有尋求獨立、沒有搞分裂，但是他們出於政治需要，一再講我是一個分裂主義者（笑）。比如最近在新疆發生的事情，很多抗議者雖然手裡拿著中國國旗，但是最終還是被說成是分裂分子。

德國之聲：您一再堅持中間路線，但是北京政府對您的批評還是非常強烈。比如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說您是"人面獸心的惡魔，披著宗教外衣的野獸"。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去年西藏事件發生後立即說您是一系列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您怎麼看待這樣的批評？

達賴喇嘛：對我的這種指控或者辱罵，是因為一個人憤怒的時候可能會說出很多奇怪的話，我不會在乎這些。在佛陀時期，佛祖釋迦牟尼也曾遭到有些人的誹謗。當時溫家寶總理的指控，其實是比較嚴重的。聽到這個指控後，我當時就發出呼籲，希望做一個非常詳細的調查，來澄清一下西藏事件是不是印度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煽動和策劃的。我也呼籲說，西藏流亡政府所有文件都是公開的，可以仔細查看這些文件，也可以對我進行調查。從西藏來的逃亡藏人每次見我的時候，我都有些公開講話。這些講話都有它的錄音，都可以來調查。但是我的呼籲沒有結果，沒有人來調查。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一再地呼籲和等待，如果有人來調查的話，我們是非常歡迎的。對實際情況的不瞭解，對現實不瞭解而造成的誤會，或者故意的歪曲，對很多不瞭解情況的人造成了影響。

西藏問題對中國的國際形象來講，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整個世界對西藏狀況其實是非常瞭解的。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政府所做的掩蓋和歪曲，其實對中國的形象毫無積極意義。中國一再講，西方敵對勢力在利用西藏問題，這是對西方國家一項很嚴重的指控。確實我們在西方有很多支持者、同情者。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利用他們對抗中國，所以這也是對西方很多支持者的指控。

我一再地、自始至終地講，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也是歷史悠久的國家。中國應當發展經濟，應當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我無論走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在不斷呼籲，不應當去孤立中國。

事實上，我對中國的批評主要有一點，就是中國政府的政策缺乏透明度，使得中國民眾難以瞭解實際狀況。這方面我提出過一些批評。媒體的自由和制度的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贏得人民信任的基礎。胡錦濤主席提出了"和諧社會"這樣一個概念。我完全支持"和諧社會"。但是"和諧"只能來自於人民的信任。如果用武力、恐嚇的方式，是不可能產生這種"和諧"的。人類社會中，相互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集權和專制主義在民眾間製造相互猜疑，但是這種方法只能在短時間內奏效。如果沒有相互間的信任，社會的穩定也將很難保障。

德國之聲：您剛才談到了來自中國的批評。我們知道，您堅持"中間道路"已經20年了。現在在藏人中間也有一些人對您的"中間道路"提出批評。那您怎麼看待這種批評呢？

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想法，它最初是在七十年代開始的。在1974年的時候我們就此做了決定。1951年簽訂17條協議的時候，實際上最基本的想法也是"中間道路"。在藏人當中，還有支持西藏的西方人也好，印度人也好，同樣也有一些觀點，他們認為，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價值太低了，西藏在歷史上完全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我們應該爭取獨立。有這種想法的，在藏人當中、西方人當中，以及支持西藏的很多人當中都有。我們實行民主機制已經很多年了，所以批評以及不同的想法我們是很歡迎的。

毛澤東曾經講過，共產黨必須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共產黨沒有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就猶如魚離開了水一樣，就會活不下去。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共產黨社會，在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了。而在我們流亡政府和社區，現在正在開始實行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笑）。

西藏需要現代的發展、現代的建設，這是很重要的。很多西藏人也要求發展經濟。我們的"中間道路"其實就是為了共同的利益，它不僅僅是為了西藏，同時也是為了各方共同的利益所提出來的。我經常會舉歐盟的例子。歐盟很多成員國過去歷史上為了自己國家的獨立，進行過血腥的戰爭，歷史是很悲慘的。但他們後來為了共同利益組成了一個聯盟，這是一個面對現實的選擇。印度曾經有位大師，之所以稱其為大師，是因為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有其它許多方面他都表現出非凡的智慧。他的名字叫Binowawa。他提出，整個亞洲地區的像阿富汗、印度、緬甸、斯里蘭卡以及巴基斯坦這些周邊的國家應當組成一個大的聯盟，這樣有利於整個區域的發展。他能在60年代提出這樣的想法，我認為他是一個很有智慧、有眼光的人。

那麼，我提出"中間道路"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是為了共同的利益，不僅僅是為了藏人，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自治對藏人來講，可能在宗教、文化以及環保方面能夠得到更好的保護。此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框架之內的自治，對西藏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精神以外的物質領域的發展，也是有好處的。所以在顧及了漢藏雙方利益的前提之下，我提出了"中間道路"的想法。

去年3月發生的西藏事件證明，過去我們所作的改善藏人處境的努力是失敗的。所以當時我們徵求大家的意見，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辦，當時我們就召開了藏人的特別大會。我們也想辦法蒐集了很多來自西藏境內的意見。當時在會議召開前，我對我們西藏流亡社區選舉產生的噶倫，也就是首席部長講過，我們這個會議一定要開成一個民主的會議，而不要開成像共產黨那樣的會議，也就是說不能先由我們把主題定好，然後讓他們全部同意我們的想法。我們不能這樣做，我們要真正以民意作為基礎，因為我們過去所做的改變西藏狀況的努力已經失敗了。讓大家去選擇今後怎麼辦。在會議當中，雖然出現不少人反對中間道路、堅持西藏獨立，但是大多數人還是覺得"中間道路"不僅符合共同利益，而且能夠實現的餘地也更大。所以大家討論產生的結果是，大部分人支持"中間道路"。

隨後我們在新德里召開了全世界支持西藏人團體的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中，經過幾天的討論和激烈的辯論之後，"中間道路"最終還是獲得了多數人的支持。所以雖然我們面臨很多困難，但是經過民意的檢驗，"中間道路"的政策仍將是我們未來繼續推進和發展的方向。

過去一年多來，我見了很多華人知識分子、學者、專家等等，在這些接觸當中，我們也受益很多。在不久的將來，也就是在8月6號，我們將在日內瓦召開一個有華人朋友、學者、專家參加的討論會，也徵求他們的意見，看看他們有什麼想法和建議。(待續）

*以上談話內容根據現場翻譯整理，未經譯者本人審核

採訪記者：代英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