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2009年03月19日，我在《中國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的二十四城記》。文中寫道：
賈樟柯新作《二十四城記》在廣州首映時，我受邀上台去講了幾句話。主持人並不知道，我對電影記錄的420廠有些瞭解。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420廠老大門前的廣場應該比電影中出現的新大門前的地方更寬闊。每到下班時間，大門一開，工人們潮水般地湧了出來，然後向四周散去。
這個電影也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成都的往事潮水般地湧了出來。後來賈樟柯對我說，你沒有記錯，成都修二環路的時候，420廠老大門前的廣場被佔了。
是不應該記錯，因為我上學的時候還去那裡搞過演講。
十六年之後，我又想起來這篇小文，是因為一位陪同記者採訪我的朋友提到了這次活動，她說：你上台後很快就講到了六四。採訪的話題之一，是我在國內的時候如何悼念六四。
我還記得那個場景。我在現場說的話也是點到為止，大概也就是「我上學的時候還去那裡搞過演講」，但所有人都心領神會，並用表情、笑聲、嘆息或者掌聲做出了回應。那些回應讓我感覺到：二十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在一起。
我相信所有人都明白，或者被告知，我在說什麼。沒有人責怪我砸場子，沒有人質問我為什麼用別人的舞台來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場，沒有人跟我說我們只是來看個電影為什麼要談這麼沉重的話題，沒有人指責我為境外勢力遞刀子。
我甚至沒有必要去假設這些質疑。這些質疑是我今天才會想到的。當時，至少我自己認為，大多數中國人都跟我一樣，認為六四屠殺不應該發生，那是這個國家的恥辱和傷疤，也不應該被掩蓋和忽略，而是應該得到清算，追究責任。
至少我自己認為，當時在現場的賈樟柯和趙濤，也和我心心相印。電影放映結束之後，我們還一起宵夜聊天。在很多時候回想起來，我都覺得廣州的夜宵，是世界上最不應該錯過的美食。那也是一個美好的夜晚。
十六年之後，六四三十六周年紀念日前夕，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很悲哀地感覺到，我沒有那麼確定了。
至少兩次前往420廠演講
希望讀者諸君不要誤解：即便在當年的中國，也並非總有機會在公共場合談到六四。即便談到，你也必須含蓄到像是打謎語。與此同時，只要你說出來，大多數人都知道謎底。
也因為如此，我很感激有這樣的機會，事後還把它寫成文章裡，在雜誌上發表出來。
在這篇近2000字的專欄文章裡，直接跟六四相關的文字只有這句話：「我上學的時候還去那裡搞過演講。」
在本專欄的上一篇文章裡，我談到在看了李鵬發布戒嚴令時的凶殘表情之後，斷定中共的血腥鎮壓已經不可避免。在運動屈指可數的最後時間裡，我認為最應該做的事情是讓更多的人瞭解，我們為什麼要抗議，什麼是真正的民主自由——當時我們也會借用熟悉的中共宣傳話語：傳播革命火種。
於是我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組織了一個「宣傳隊」，去成都郊區的工廠和農村演講。其中一個地點就是420廠，它是五十年代從沈陽遷來的國營軍工大廠，位於成都雙橋子。最多的時候，420廠有2萬名工人，加上家屬達10萬人。
由於人多，地方便利，我們至少兩次去那裡演講。我曾經寫過一個情節——
由於當時民眾熱情支持運動，大學生募捐太容易，可能出現騙局，我們決定不收捐款。一個女人拿著100元人民幣，堅持要我們收下，我們不肯違規。她幾乎跪下了，求我們收下，說這是給她兒子的錢，因為此刻她兒子正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她為兒子感到驕傲。
從殘酷鎮壓學生到無情拋棄工人
二十年前，我和南方報業的諸多同仁，用了很多心思關注「下崗工人」。420廠也未能逃離這樣的歷史命運，大量工人下崗，廠址被賣給房地產公司，建成了住宅群「二十四城」。賈樟柯的電影就記錄了其中一些工人的境遇。
我在現場的發言和隨後寫的文章裡，大多數內容是談下崗工人應得的歷史公正。文章結尾寫道：
有人在部落格中寫道，長平講到了歷史的公平問題。沒錯，我要說的就是這個。那些把青春裹在藍色的工裝裡，祭獻給了偉大祖國的下崗工人，我們不能拋棄了他們之後，還要羞辱他們。否則，啥時候又換了一種玩法，我們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
在我的邏輯裡，這也是六四鎮壓的延續。多年來，中共及其支持者為六四鎮壓的辯護之一是：沒有當年的屠殺，就沒有今天的經濟繁榮。同樣的邏輯是：沒有對下崗工人的無情拋棄，就沒有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
今天中國經濟重新陷入泥淖之後，不知道這個辯護如何進行下去。把歷史的時間線稍微拉長一點，我們就會看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辯護邏輯也是這樣的：沒有對資本家殘酷鎮壓，就沒有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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