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我早早地起了床，離開住所，沿著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s）大街，朝著雅典衛城的方向散步。
頭一天，我隨著擁擠的遊人，再一次參觀了雅典衛城。距離第一次來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年。我的人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站在這個文明遺址面前，萬千感受歷歷如昨。燦爛的夕照之中，它壯麗而又淒美。
晨曦初現，大街上幾乎沒有人影。遠遠看過去，清晨的雅典衛城寧靜而肅穆。這種氛圍，更容易讓人沉浸在波瀾壯闊的神話傳說之中。
眾所周知，海神波塞冬曾與智慧女神雅典娜爭奪雅典城的保護神權位。波塞冬用他的三叉戟敲擊海面，海面躍出一匹駿馬，代表戰爭的力量；雅典娜則將可用於殺戮的長矛插在地上，地上長出一顆橄欖樹，象徵和平的生活。眾神判雅典娜勝出。
我會給孩子們重複這個故事。同時我也害怕他們發問：在軸心國軍隊踐踏希臘的二戰期間，雅典人會選擇戰馬還是橄欖樹呢？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當下，歐洲人又會怎樣選擇？或者說，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我們已經作出了怎樣的選擇？
草藥花園中的大衛之星
寬闊的大道旁邊，有一個小小的街邊花園，在本已寧靜的清晨，尤其顯得寧靜。不知道為什麼，我感覺到一種異樣的肅穆。我放慢腳步，小心翼翼地走了過去。我有些意外地發現，這裡是大屠殺希臘國家紀念碑。
我為自己的意外感覺到羞愧。在此之前，我幾乎忘記了雅典衛城和德國之間的關係，以及希臘猶太人同樣經歷了納粹大屠殺。和很多人一樣，我來到這裡，是為了膜拜歷史之源，文明之光，即便是悲劇也是神話傳說，似乎反倒讓人容易逃離現實。
奧斯維辛解放80周年 103歲大屠殺倖存者呼籲：「做一個人」
我很感激這個意外。天色陰暗下去，我獨自一人站在這個小小的紀念園裡，對著擺放成大衛之星形狀的紀念石碑默哀。
在隨後讀到的資料中，我瞭解到，紀念碑建造的過程中的確充滿了爭議。至少最晚在2004年，希臘猶太人社區就明確提出要在雅典建立大屠殺國家紀念碑。但是，雅典政府猶豫不決，一再拖延。
雅典市政府擔心，這座現代紀念碑與公元前五世紀的古跡「發生衝突」，稱該地塊具有明確的歷史與考古屬性，「大屠殺紀念碑無法與此地和諧融入」。國家的歷史記憶以古希臘文明為核心，是一種榮耀敘事，不包括也發生在希臘的社會普遍對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默許甚至協助。
僅在1944年4月期間，就有大約1,900名被納粹德軍逮捕的猶太人，經過雅典西北部的海達裡中轉營，轉移到位於波蘭的奧斯維辛2號集中營——比克瑙集中營。其中1,300人來自雅典，另外600人來自希臘的普雷韋扎、阿爾塔、阿格裡尼翁和帕特雷。
在整個大屠殺期間，大約59,000名希臘猶太人遭到殺害。
二戰後，雅典成為希臘猶太人返鄉的主要目的地。至今，這座城市仍是希臘猶太人生活的中心。
一直到2008年，雅典市政府才同意捐贈這個靠近古代凱拉米科斯公墓的地塊修建紀念碑。由雅典猶太社區主辦的國際競標，吸引了19位知名藝術家參與。最終獲選的是希臘裔美國藝術家迪安娜‧馬加尼亞斯（DeAnna Maganias）的方案。由於地方有限，紀念碑尺寸不得不在原方案基礎上縮減一半。
雕塑被安置在一片草藥花園中，象徵著帶有地方特色的療愈。大衛星角指向受害者被驅逐的城市，草藥的香氣還能喚起記憶——這可能也是我遠遠地就有了一種不一樣的感覺的原因。
不要讓他們在遺忘中再次死亡
榮耀與恥辱，歡樂與痛苦，我們如何安置？躺在紀念園入口處的一塊石碑上，銘刻著這樣一首詩——
路過時，請停一停，
閉上眼睛，記住。
記住，那時，在這裡或附近，
男人、女人和孩子——我們的同胞，
原本和平相處、信任彼此，卻被捕，
被羞辱，被驅逐，最終被殺害
在那些將永遠羞辱人類文明的集中營。
因為他們是猶太人，六百萬猶太人，
被剝奪了自由、幸福、希望、微笑、祈禱
以及最終生存的權利。
請記住他們，他們的痛苦與死亡。
不要對這樣的恐怖退縮；
也不要因人對人的殘忍而絕望。
請記住——因為記住，
便是對他們死亡的尊重，
也是對他們再次死亡的拯救——死於遺忘。
——埃利‧維瑟爾
為雅典大屠殺紀念碑而作，2010年5月
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是奧斯維辛集中營最知名的倖存者之一，作家、教師和政治活動家，1986年諾貝爾獎和平獎獲得者。他寫了57本著作，其中廣為人知的是他的第一本書，講述自己集中營經歷的《夜》。
在讀《夜》之前，我已經對那段歷史有很多瞭解。但是，這本薄薄的書，讓我一次一次地受到衝擊：人類可以變得多麼殘忍？從和平安寧的生活到被剝奪一切的集中營，可能就在轉瞬之間！
有位朋友在讀了本專欄的《長平漫遊：美麗的後花園》後對我說：不明白為什麼要講余華寫的那個故事，太殘忍了。我想，也許余華就是想通過這種反浪漫的敘事，揭示人類處境的荒誕。但是，小說畢竟只是把悲劇的主要原因歸於天災，而《夜》、《安妮日記》等作品留下的歷史見證，則是對人類存在本質的拷問。
從雅典衛城到布蘭登堡門
不知道當時的雅典市政府是否瞭解，在歐洲文化中，法國人向來崇尚古羅馬，而德國人總是自比古希臘。近代希臘王國（1832年-1973年）的第一任國王奧托一世，就是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的次子。正是奧托一世遷都雅典，修復了雅典衛城。
父子倆都熱心於修建充滿古典文藝氣息的都城，因此雅典的很多公共建築都倣傚慕尼黑。隨後興盛起來的柏林，又夢想成為德國的雅典。不足為怪，位於巴伐利亞州多瑙河畔的德國萬神殿——瓦爾哈拉先賢祠，就是帕特農神廟的另一個版本；而柏林的布蘭登堡城門，也在十八世紀參照雅典衛城的城門進行了重建。
布蘭登堡門的重建理想，當然不僅僅是雅典衛城城門的典雅莊重，更是它也希望成為散播橄欖樹夢想的和平紀念碑。
一個世紀之後，在希特勒鍾愛的建築師貝特霍爾德‧施佩爾（Berthold Speer）對柏林的重建規劃中，布蘭登堡門無足輕重，如同棄置，而矗立在它旁邊的人民大會堂巨大無比，壓倒一切。所幸的是，在第三帝國覆滅之前，這個崇尚暴君、嘲笑和平的規劃沒有來得及實施。
靜默中，時間彷彿過了很久很久。我站起身來，繼續向雅典衛城走去。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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