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二十年前的一天，在廣州的一輛公共汽車上，坐在我斜對面的一位年輕的媽媽，將手伸出窗外，指著街邊一位環衛工人，大聲對身邊五六歲的男孩說：「看啊，如果你不好好讀書，將來長大了，就會像這個人一樣沒用，只能掃大街！」

今天，那位隨時被人公然羞辱 的環衛工人，應該已經退休了吧。而那個被媽媽抓住一切機會激勵勤奮學習的男孩，也長大了——只是不知道他正在「內卷」呢，還是已經「躺平」？

「躺平主義」近日成為中國網路流行詞。它的意思是，年輕人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維持生存最低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聽上去，它就是老一代人所說的思想消極，不求上進，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過它更具有主動選擇和反抗行動的意義，因此被稱為中國年輕人的思想解放，一種無聲和無奈的反抗。

這是在它之前開始流行的另外一個詞所描繪的社會現象導致的一種結果。那個詞叫「內卷「或者」內卷化「。作為一個學術名詞，它指的是文化模式達到某種形態後，無法自我穩定，也無法轉變為新的形態，只能使自己在內部更加複雜化。比如，官場的形式主義，繁文縟節。又比如，在升學壓力之下的」雞娃」（彷彿打了雞血似的強化學習和補習）現象。這也有老一代人更能明白的說法，那就是過度競爭、低水準競爭或者囚徒困境。

我之所以指出「老一代人的說法」，是因為「內卷」和「躺平主義」本身就是在一代一代地重複。或者說，它們本身就是內卷之後的躺平。我擔心它們對這些現象的描述也採用了「躺平主義」的姿態，那就是管它娘本身是怎麼回事，我就是懶得去想它。

「屌絲」的怨憤去了哪裡？

「內卷化」準確地描述了中國社會各方面過度競爭的結果，卻容易讓人認為這是一種文化現象，而忽略了其中的制度因素。 「躺平」與否，首先也不主要是人生態度或者育兒觀念導致，而是社會現實早已經寫就的腳本。

當年坐在公共汽車上的我，很想走過去對那位母親說，不要教孩子歧視底層人。但是，我也知道，環衛工人所受的歧視，很大程度上是他們艱苦的工作環境、低廉的勞動報酬以及沒有反抗的權利所決定的。如果那個孩子不好好讀書，他的確可能淪落到社會底層，同樣經歷飽受歧視和欺凌的一生。

這位媽媽如此焦慮，想必那個男孩也曾是一個「雞娃」。很有可能，跟大多數「雞娃」一樣，在被逼著上了各種補習班之後，再也沒有學習的內在動力，最後成為「內卷」受害者，正在感嘆著要實行「躺平主義」了。

十年前開始流行的另外一個詞，比「躺平主義」含有更大的怨憤。那個詞就是「屌絲」。「屌絲」是本來就有的粗話「XX毛」的另外一種說法，但是從貶低別人轉換成自貶為主，是一種在價值觀、人格尊嚴上的自我厭棄。

但是，我們發現，自我厭棄的「屌絲」們並沒有放棄人生，而是「內卷」去做」肉雞「，去做「屁民」，去當「韭菜」，去「996」，去做勤奮但赤貧的B站UP主，去當工作危險但報酬涼薄的外賣騎手，去做隨身帶著農藥的貨車司機……直到「躺平主義」流行起來。

不是誰想「躺平」就能「躺平」

據說「躺平主義」並不是中國人的發明，人家日本青年早就「躺平」了。泛泛地說，日本的不婚主義，台灣的「小確幸」，柏林的流浪藝術家，都算是某種程度的「躺平」。但是， 「躺平」需要制度環境。從硬體上說，它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福利，讓躺下的人不那麼容易餓死；它還需要真正的法治，讓城市官員不能動輒驅趕「低端人口」。從軟體上說，它需要更少歧視、更多尊重的社會文化，以及自我賦權、獨立自主的觀念意識。一會兒被忽悠著去恨日本人，一會兒被教唆著要去打台灣，一會兒要在海外「犯我中華雖遠必誅」抓漢奸，這樣的青年是不大可能真的「躺平」的。

有人認為「躺平主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犬儒主義和中國古人的隱居。這並非沒有道理，「躺平」也可以成為一種哲學思想和人生態度，但這更需要思想自由，人格獨立，以及對權威的蔑視。古希臘的故事裡，亞歷山大大帝來向第歐根尼求教，他看都懶得看他一眼，說：「請別擋住我的陽光。」

中國古人的隱居，很多就是反抗，甚至是直接的政治反抗，比如整天縱酒長嘯的「竹林七賢」。以他們的官場經歷和社會影響，就相當於今天的薄熙來和周永康沒有坐牢，而是搞了一個社會組織，吃喝玩樂，寫詩作文，諷刺和鄙視習近平的「中國夢」。

從知識分子今天的處境看，古人的隱居是一種多麼奢侈的權利。1949年以後，中共做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知識分子的隱居權。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就從此處著手：任何人都沒有沉默的權利，否則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厲害的是，迫你開口，又並不是讓你分析辯解，而是自我羞辱。這就是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核心內容。知識分子都紛紛自我醜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膿瘡」，或發現自己是「美帝國主義的工具」，或認為自己是「壓榨勞動人民血汗的剝削者」。隨後，大家都一起進入積極整人和被整的中共運動史。永別了，「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躺平主義」道德標準。

至於今天的」屌絲「們，「內卷」太累了，「躺平」休息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產生了反抗社會的效果，或者說讓當局感覺到了反抗的意味，他們一定不會讓它發生。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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