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本周一（7月30日）在推特和其他社群網站上流傳的一段影片中，約有30位民眾在北京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辦公樓前集會示威，呼喊口號，要求當局妥善處理假疫苗事件，"負責到底"。他們提出的兩個訴求都十分精準：一是"請落實領導人的指示"，二是"疫苗立法勢在必行"。

遺憾的是，在假疫苗事件已經激發起億萬民眾群情激憤的情況下，這一街頭行動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既沒有很多人後續跟進抗議，也沒有見到社群網站上的大規模傳播，尤其是有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和個人媒體視而不見。人們一邊繼續憂忿，一邊對勇敢的抗議者視而不見，這是中國維權運動的一個現狀的縮影。

無論如何，假疫苗事件出現的民間反抗意識已經前所未有。在各類事件中重複表演的領導批示不再讓人涕淚連連，而是受到更多人的嘲笑："給人民一個交代"（總理李克強批示）成了"給人民一個膠帶"（封口禁言），政府被稱為"膠帶批發商"。重讀魯迅《阿Q正傳》讓民眾醒悟自己"不配姓趙"（不屬於"紅二代"等權勢集團），而中國貿易戰及假疫苗事件更讓他們驚覺：自己和家人不僅不是"我們不惜一切代價"這句常見政治口號中的"我們"，而且就是那個"代價"。換句話說，"不配姓趙"的普通民眾，連旁觀或者躲開的資格都沒有，而是深陷大國囹圄，隨時可能成為腐敗權力的祭品。那些以為不關心政治就可以歲月靜好的中產階級，不過是被關押於一所"自由的牢籠"。

正如我在上一篇觀察中所說，急於掙脫"自由牢籠"，又恐懼於抗爭的結果，讓中國成為一個互害社會。那些假疫苗製造的參與者，有可能正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移民國外安居樂業；那些監控、恐嚇異議人士未成年孩子的惡警，有可能正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上一個好學校。

困境的解決之道，在於更多權利意識的覺醒，更多民權運動的互相推進。

"Me Too"運動是當局的陰謀？

在假疫苗事件爆發的同時， "Me Too"運動在中國走入一個高潮。繼高校教授之後，若干公益團體領頭人和知名媒體人也被揭發性騷擾、性侵和強姦。那些長期忍氣吞聲的受害女性勇敢發聲，讓人們看到父權/專制社會的性別歧視和人權傷害無處不在。

受害者得到廣泛的同情和聲援，但是也引發一些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她們在網路投訴等同於"文革"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不利於法治建設，主張受害人尋求司法途徑獲取公道。另外一種意見認為，"Me Too"運動轉移了假疫苗民憤的輿論焦點，讓它可能出現的推進半途而廢，甚至可能是當局的陰謀。

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朱軍也被"Me Too"。化名為"弦子"的前央視實習生通過網路投訴，朱軍借工作之便，對她進行性騷擾。弦子隨即報案，但是警察變成政治思想工作者，要求她維護朱軍的"正能量"形象。同時她也受到各種壓力，直到這場運動才敢再次發聲。她的投訴被媒體求證，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證實。但是，跟其他性侵投訴不同，朱軍案被迅速要求刪帖。

這是一個父權和專制合謀的例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反抗男性霸權，也就是反抗專制控制。民權運動從來都是一個整體。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西方黑人權利運動、反戰運動和女權運動互相促進，而不是彼此拆台，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常識。

有一位黑人女性，受益於女權主義，不僅上了學，而且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結婚以後，她說服丈夫承擔更多家務，讓自己有更多時間參與民權運動。當時，有色人種協進會領導人E‧D‧尼克森認為 "婦女應該呆在廚房裡"，她卻問他："我當秘書怎麼樣？" 於是她成為秘書，是那裡唯一的工作女性。

她的名字叫羅莎‧帕克斯。1955年12月的一天， 美國蒙哥馬利市，帕克斯拒絕遵守法律向白人讓座，成為民權抗爭一個里程碑事件。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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