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幸好，"六四"事件中有了他們。他們讓歷史更加完整，反抗更加立體，也給今天留下了更多的思考。他們就是被稱為"天安門三君子"或者"湖南三壯士"的魯德成、喻東岳和余志堅。3月30日，余志堅在流亡地美國印第安納州病逝。

1989年5月23日，在規模空前的學生民主運動爆發近兩個月之後，在中共頒布北京戒嚴令三天之後，這三位來自湖南省瀏陽市的青年，朝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投擲裝滿顏料的雞蛋殼。

他們並非臨時起意。他們很早就對民主制度和中國的前途有過深入的思考。發生在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八六學潮，讓遙遠的南方小城的三位青年思緒澎湃。我相信他們不是孤例，在中國每一個角落，都有像他們一樣為追尋公正而活著的青年，世界上的每一次反抗都可能改變他們的一生。

他們並非空想者。比人們想像中更務實，余志堅在八十年代曾參加當地人大代表選舉，而且當選。在體制內的實踐，讓一部分人成為既得利益者，也讓一部分人因失望而更加決絕。這三位青年堅信，只有結束一黨專制，民主才有希望。高懸在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並非是一幅簡單的美術作品，而是中共專制權力的象徵。"只有徹底否定毛澤東，才能推進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他們從湖南瀏陽市來到北京，一路聲援學生運動。在經過了努力之後，最終，他們以個人之力，做出了蛋砸毛澤東掛像的壯舉。與此同時，他們在天安門城牆貼出了標語"五千年專制就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此可以休矣"，橫批是"自由偉大"。毫無疑問，這是那場民主運動中最透徹的智慧，最有力的聲音。

無所不在的恐懼

不幸的是，在當時的學生運動組織者眼中，他們並不是英雄。他們遭到學生領袖的審問，被迫參加中外記者會，承認那是個人行為，與此次運動無關。然後，他們被交給了中共警方。等待他們的命運，是該場運動以血腥鎮壓收場之後，來自當局的最嚴厲的懲罰--分別被判處16年、20年有期徒刑及無期徒刑。

在獄中遭受殘酷的折磨--其中最年輕的喻東岳被打成終生精神疾病患者--之後，他們出獄後流亡美國和加拿大。當年的若干學生領袖向他們道歉。今天，與其責備學生領袖的糊塗和軟弱，不如從中看到中共史無前例的專制高壓。即便在當時全國響應、舉世聲援的民主運動中，人們仍然生活在恐懼中。當局對運動的定性--由《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標識的"動亂"，像一道魔咒飄忽在運動的上空。億萬人起而反抗，卻不敢喊出讓被反抗者下台的口號，也害怕玷污了被反抗者的標識，在這人類反抗歷史上絕無僅有。

當時學生組織者還擔心他們三人是當局派來搞破壞的奸細。所謂搞破壞，就是通過激進行為給當局鎮壓的理由。這是由恐懼和希望溷合而成的幻想。在接受作家廖亦武的採訪時，余志堅說，"負面後果早就注定了，只要毛的陰魂不散，只要鄧的鐵腕不除，只要是共產黨的統治，反抗的結局就是流血。我們只是其中一段插曲而已。"（見廖亦武著作《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死故事》，下同）

勇者中的勇者

看看今天無數中國人在專制高壓之下的苟且生活，沒有人可以否認當年走上街頭示威遊行、絕食抗議、與政府對話及血濺肢殘的學生及支持民眾的勇敢，但是"天安門三君子"是勇者中的勇者，清醒者中的清醒者，行動者中的行動者。蛋砸毛澤東掛像，和民主女神像及坦克人一起，被稱為"六四"運動的三起標誌性事件。

遺憾的是，正因為他們更清醒、更勇敢、更有行動能力，也由於他們的非學生身份，他們受到了當局最殘酷的報復，卻沒有得到外界足夠的關注。反之亦然，他們沒有得到外界足夠的關注，所以受到當局最殘酷的報復。

坦克和鮮血讓大多數人沉默、低頭甚至跪下，也讓全世界人權發展蒙羞。人們幻想新時代的全球化市場讓中共學會遵守規則，最終為中國帶來民主。事實上，中共通過全球化經濟讓西方國家免談人權，接受"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原則。沒有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毛澤東掛像從終於從天安門城樓上移走，換上民主自由的標識。新的個人崇拜正在興起，有一天毛澤東掛像移走了或許更加可怕？

此時此刻，余志堅的英年早逝讓人們重估那個歷史時刻的價值。還要經歷多少次反抗運動，那幅掛像才不會受到抗議者的守護？專制者標誌才可以順利地移走？人們才可以自由呼喊結束專制？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社會運動需要張力，參與者不必千篇一律，統一行動。尊重不同的想法，理解不同的行動，才是改變的開始。精神遭受嚴重摧殘的喻東岳也許不再記得他年輕時很有詩才，但是余志堅在接受廖亦武訪談時，還記得喻東岳的一首口佔詩："有一千種理由，你走在街道的這一邊；有一千零一種理由，你越過馬路，走到街道的另一邊！ "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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