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從「公民」到「屁民」
2018年9月13日![Südkorea Theaterstück "Der Volksfeind"](https://static.dw.com/image/36508552_800.webp)
(德國之聲中文網)知名學者余英時先生最近在香港學術刊物《二十一世紀》發表了幾篇回憶錄,被轉發到中國的社群網站,其中對中共政權的評價尤其受到關注。他回憶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社會狀況時說:
"知識青年和民主黨派人士反對國民黨的另一重大理由即是它的'一黨專政',他們之所以要推翻國民黨政權,決不可能是希望找一個有效的'一黨專政'來代替一個無效的'一黨專政'。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足惜,但是天翻地覆的結果竟斷送了民國以來緩緩出現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雛型,則是當時知識階層完全沒有想到的。"
這個觀點本身並非新論。余先生說對他影響最大的時政刊物是《觀察》周刊,每期必讀。該刊主編儲安平當時觀察中國政局時說過:"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寫於130多年前的劇作《人民公敵》,最近由德國柏林邵賓納劇團(Schaubühne Berlin)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時,被要求刪除了部分劇情。接下來,早已排好檔期的南京江蘇大劇院,"因舞台技術原因"停演,通知觀眾退票。有人說,這個劇討論的是民主的好壞問題。不,在中國它變成了民主的有無問題,也就是讓不讓你討論的問題。
因此,我想為上一期"長平觀察"《從"屁民"到"韭菜"》寫一篇"前傳"。從遭人鄙棄的"屁民",到被反復收割的"韭菜",中國民眾發現了自己更準確的政治身份,這是我在那篇文章中討論的主題。作為"前傳",文本討論"屁民"從哪裡來。
網路研究者、人權活動家蕭強演講《從屁民到公民》
在淪為"屁民"之前,我們本來就是公民
我的文章參考了一則TED演講,演講者是我的朋友、網路研究者和人權活動家蕭強先生,演講題目叫"從屁民到公民"。在那場精彩的演講中,蕭強清晰地描述了中國網民對"屁民"身份的發現、確認、自嘲和反抗,以及對公民身份的認同、渴望、抗爭和堅守。當時,新公民運動的領導者許志永剛剛被拘捕一個月。如今,他已經服滿四年刑期出獄一年多了。在一個月前發表的《遠方的四年--寫在出獄一周年》中,許志永寫道:
"我成了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不是理念有變。只是之前一直對人抱有幻想,不是相信誰,是自己被生活誘惑,不想肩負起這古老的民族。看了三年新聞聯播之後,一個聲音說,別再逃避了,你的天命。"
我這篇文章的標題看似和蕭強的演講主題相反:從"公民"到"屁民"。但是,二者的內容並不矛盾。他講淪為"屁民"的中國人如何爭取做"新公民",而我要說,在淪為"屁民"之前,我們本來就是公民;在做了"新公民"之後,還有可能淪為"屁民"。
許志永先生領導的新公民運動,據稱有兩大訴求:其一是政治的,即推動整個國家以和平方式朝向憲政轉型;其二是社會的,即推動整個社會從臣民社會朝向公民社會轉型。這讓我想起來,199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南方周末》發表了雜文家鄢烈山的文章《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當下中國的應然是"公民社會",實然卻還是"臣民社會",這個判斷和倡導都是非常正確的。不過流行的另一種解釋是:社會應該先自己修煉成公民社會,然後才能要求政治上的憲政民主,否則就會造成混亂。這種理論可以追溯到魯迅先生的"國民性改造"。魯迅在中國是易卜生作品的最早引薦者,贊賞《人民公敵》主角斯多克芒醫生"死守真理,以拒庸愚"。
在魯迅看來,中國"庸愚"太多,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其實,《人民公敵》一劇裡,堅持說出真相的人成為人民公敵,說明在當時的西方社會,"庸愚"又何曾少過?即便今天,美國川普當選總統,歐洲極端右翼連連得勢,"庸愚"又該有幾多?
余英時先生的回憶提醒人們,"公民社會"十分重要,並非因為它的"新",而是因為它的"舊"。"新中國"之新,在於它扼殺了正在建設中的公民社會。民國時期有過若干次關於社會建設的討論,其水準都遠高於今天。不是因為那時的國民素養多高,而是因為更有思想的自由。
用奴化教育替代公共空間,公民長成了"韭菜"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一場關於"建國與專制"的爭論中,胡適先生說:"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制度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他認為民主是常識政治,庸常之輩皆可為;專制是精英政治,得投入智慧去鑽營。
我深以為然。公民身份與生俱來,當好臣民才需要千錘百煉。美國《獨立宣言》(1776)說,"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給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法國《人權宣言》(1789)說,"人生而擁有自由和平等的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1948)說,"所有人類生而擁有自由、平等的尊嚴與權利。"這些生而有之的權利,就是公民權利。換句話說,每個人天生就是公民。
在清朝末年的一場關於民權與民主的爭論中,梁啟超認為《禮記》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中"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等,都是自古有民權的體現。譚嗣同認為,"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乃中國致弱之根源。"也許他們把古代社會理想化了,但是他們至少不認為"公民素養"、"國民性"需要幾代人來改造才可得的東西。
天生的公民具有天然的民主欲求,因此民主制度最幼稚最方便,只要具有自由的公共空間。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認為,公民社會建立在公共空間之上。大家一起購物、散步、聽領導講話和和觀看升國旗的地方,並不一定是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是指公民能夠自由地組織、自由地集會、自由地公開表達意見並有機會影響公共決策的地方。
用強制的奴化教育替代自由的公共空間,公民就演變成了"臣民"、"草民"、"屁民"和"韭菜"。無論是古代皇權統治的儒表法裡結構,還是當代中國龐大而又精細的宣傳體系,都可以證明這種改造代價昂貴。這些被強加的政治身份不僅不是天生的"國民性",而且大多數人學也學不會,還得靠強大的專制機器來恐嚇和強制。
從"公民"到"屁民",從"屁民"到"韭菜",這就是我們的奴役之路。建設公民社會,並不是祈望偉大領袖頒賜一個中國夢,而是要拿回我們生而有之的公民權利。這樣的公民社會,不在三皇五帝之前,也不在羅伯特議事規則之後,而是隨時隨地、人人享有的自由空間。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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