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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觀察:我們想要傳播,哪兒都是媒體

長平
2022年1月8日

新年前後,香港兩家獨立新聞媒體《立場新聞》及《眾新聞》因受壓停運。時評人長平希望香港始終存在多種媒體抗爭形式。

在立場新聞被迫關閉後,在台灣的港人聲援香港新聞自由
在立場新聞被迫關閉後,在台灣的港人聲援香港新聞自由圖片來源: Zachary Lee/DW

(德國之聲中文網)去年5月,我受香港記協邀請參加金堯如新聞自由獎頒獎禮暨硏討會,談談在北京和香港政府收緊新聞自由空間的情況下,香港傳媒應如何自處。由於一些事故,我未能如約出席網路現場。香港記協再邀請我將發言稿發表到該機構網頁。非常慚愧的是,我至今沒有完成發言稿的修改。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我知道香港同行期待我分享如何在嚴厲的言論審查環境中打好「擦邊球」。作為一個在中國內地媒體工作了二十年,從事過記者、編輯、專欄作者和主編幾乎所有崗位的媒體人,我不得不說他們找對了人;但是,如果聽了或者看了我的發言初稿,很多香港同行可能會感到失望。

我在回復中說,「能參加本次頒獎典禮暨研討會我感到非常榮幸。同時,也為要來和香港同行分享內地對抗專制審查的經驗感到非常悲哀」。事實上,那二十年的「擦邊球」記憶,給我留下的創傷和屈辱,遠遠大過這一聲嘆息。

「我的怯懦和無能」

2008年,我曾經在社群網站上發表一篇短文《我的怯懦和無能》,其中說到:「在媒體工作了十幾年,而且是在所謂的新聞前沿陣地,我受得最多的訓練就是風險把關。對言論的自律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這使我對自己感到厭惡」,「我甚至想到為這篇文章把關,擔心它讓一些同行感到不適。因為我知道,很多同行視把關為一種能力,可以四處炫耀,可以作為升職的資本。我也擁有了這種能力,而且每天都在運用它,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安,還感到恥辱,就像劊子手發現自己刀法還不錯一樣」。

去年8月,香港記者李智智女士再次就文字獄與「擦邊球」話題採訪我。她在報導中寫道:中國著名資深媒體人長平接受本台專訪時,卻對被盛贊的「擦邊球」技能感到羞恥,提醒港人紅線深不可測,別以為「懂得在籠子裡飛就是安全」,若不反抗和守護粵語,「只會任由極權將你變成當初(你)所厭惡的人」。

我在訪談中對她說,「擦邊球是不斷猜想別人,一直跟別人的指揮棒走」;獨立的聲音更是自己的表達,哪怕微弱到沒有人聽見。

本文作者、時評人長平圖片來源: Imago/epd

我並不希望我這個態度被人總結為「與其含垢忍辱地生,不如轟轟烈烈地死」。以中共政權今日的強大,以及其國內媒體管制的精細和大外宣的普遍,不僅僅是幾乎我的所有中國同行,而且包括西方主流媒體、政府機構、知名學府和研究機構在內的絕大多數思考者和發言者都在含垢忍辱地生,都在力圖不直接冒犯這頭權力怪獸的情況下講真話,也就是打「擦邊球」。

2013年11月,《紐約時報》報導披露彭博社新聞主編溫克勒(Matt Winkler)自我審查,阻止揭露中國高層權錢交易的文章發表。溫克勒對此予以否認,還曾發表文章表示"發表敏感報導可能導致報社被趕出中國",並以國際媒體在納粹德國時期自我審查以能在德國進行報導為例,來類比彭博社在中國的策略。事實上,《紐約時報》在中國的報導,也多次在自我審查的邊緣掙扎。

既然西方媒體在納粹德國的「擦邊球」都是有意義的,那麼當年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進行發聲和抵抗的德國人的堅持,更是具有無尚的價值。今天的中國和香港亦是如此,無數媒體同行和其他民眾在政治高壓之下頑強承受,輾轉抵抗,以包括沉默、嘲諷、隱喻、學術包裝、消極合作、指桑罵槐、聲東擊西、借古諷今、「打著紅旗反紅旗」等各種形式對著權力說真話,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抗爭故事。

但是,另一方面,作為媒體從業者,我為彭博社等國際媒體為自己的策略辯解感到隱隱的擔憂。同時,我也不希望香港變得像中國一樣,在媒體行業只剩下「擦邊球」,在文壇和學界被贊賞的只有「寫作技巧」。我希望更多的人像當年的我一樣,在因為「寫作技巧」得到贊賞的同時,更多地感到屈辱和憤怒。

「只要堅持說真話,記者這個身份就不會死」

在這個意義上,《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香港媒體不屈不撓地抗爭到底,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讓我肅然起敬。

不用說,《明報》、香港電視等媒體一些編輯記者忍辱負重,堅守崗位,也讓我深感佩服。但是,我也一再提醒這些同行,他們所要面臨的前途可能比想像的更加艱難。

與作惡的權力怪獸合作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很多中國媒體人和學者,並沒有完全服從權威,也沒有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但是會一直處在為自己的言行正當性的焦慮之中。若干心理實驗表明,人在正當化自己的言行的同時,可能妖魔化別人的不同表現。有時我會擔心,在今天的中國,納粹時期的「白玫瑰運動」可能被認為 「不會打擦邊球」、「不講策略」、「過於激進」而遭到詬病。

在前述短文中,當時還身處中國內地媒體圈的我反省道:「媒體人太容易自我愚弄了,把怯懦當隱忍,把無能當通達。」我不希望有一天香港媒體同道也如此痛心疾首。我希望香港始終存在多種媒體抗爭形式。

眾新聞一位同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記者只是一個頭銜,無論是否留在行內,只要堅持說真話,記者這個身份就不會死。」這讓我想起來已經被關閉的港台電視知名欄目《頭條新聞》在2012年對我做過的一個專訪短片,片頭摘錄了我的一句話:「只要我們想要傳播,哪兒都是媒體;只要我們想要表達,哪兒都是空間。」謹以此與香港同行分享,祝你們新年快樂!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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