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去年秋天，在台北，端傳媒同仁邀請我去做一個分享會。我選擇了一個有些個人化的題目："流亡是刻在時代臉上的紅字"。我說，幾乎所有的流亡者都希望抹去臉上的這個紅字。流亡的標籤讓他們覺得受罰、羞恥、挫敗、被棄、被孤立、面臨生存危機、困惑於身份認同。但是，我要講出這些不可言說的痛苦。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當年從共產黨專制的羅馬尼亞流亡到德國之後說過，人們在等待你開口，而你又難以啟齒，「沉默讓我們令人不快，說話使我們變得可笑"。但是她說，"我不會拋棄那些讓我變成笑柄的記憶，不會在寫作時棄之不理。"

我的分享演講並不像設想的那樣豐富和流暢，對於不可言說的挑戰顯然未能成功。兩周以後，我在本專欄發表了《我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紀念（上）》。我寫道：

"改革開放"是一個宏大敘事，集體暢想。從一開始，我就呼籲個人立場，鼓吹堅持個人價值，記錄個體歷史，警惕時代洪流的挾裹。因此，我要再次以個人的經歷回顧一下幾個"紀念日"的思考，作為對"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一個小小的紀念。

我回顧了我作為媒體人和時評寫作者，經歷了三個"改革開放"整十周年慶，寫下了若干篇紀念文章。我越來越明白，或者說從一開始就懷疑，過度包裝的妥協話語是無效的，只能自欺欺人。最終，我與"改革開放"體制的合作走向終結。2008年4月，我在FT中文網發表了評論《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

這篇文章帶來了一場長達數年的爭論，也改變了我和家人的命運。然而，再一次，我的個人敘述受阻，本應該在第二周接著發表的下一篇文章，遲遲未能完稿。假如有讀者還在惦念，我為此感到抱歉。

有人會認為，在時代大潮之中，個人的悲歡離合似乎無關宏旨，過於看重難免矯情。然而，這正是我要反對的洗腦話語。正如我在2008年"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寫的幾篇紀念文章中所說，"無論你是何種角色，都不要被歷史的大潮淹沒，或者沖刷去你的獨立存在"，"在歷史中發現自己"才是紀念的意思所在。

2008年，"中國夢"元年

本周是西藏起義、達賴喇嘛流亡六十周年紀念日。受此激勵，我寫完這個紀念文章的下篇。

在藏人自焚人數超過160人，百萬維吾爾族人被關進"再教育營"的今天，回頭看我的那篇短文《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真是百感交集。這篇文章說："如果真的站在新聞價值的立場，那麼他們就不會僅僅揭露西方媒體的虛假報導，而且應該質疑中國政府對消息源和國內媒體的雙重控制。毫無疑問，後者對新聞價值的傷害更甚於前者。" "西方人對中國的歪曲報導，源自不願意傾聽和瞭解，沉迷於薩義德說的那種東方主義想像，那麼我們對少數民族又如何呢？"

當年的"愛國者"反對西方，還不得不以承認新聞價值為前提。今天的小粉紅們已經不必這樣扭曲了，或者說更加扭曲，直截了當高喊"厲害了，我的國"，以天朝中心主義傲視天下。西藏和新疆，早已經不是東方主義問題，而是毫不遮掩的民族再造。

這是一篇謹小慎微地談論常識的文章，卻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巨大反響。煽動民族情緒的中華網等連篇累牘地發表"揭露""批判"我的文章，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點擊率，數萬人留言評論，絕大多數是對我的辱罵和恐嚇，甚至號召攻擊我的家人。

4月11日，《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題為《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的文章。作者是時任北京日報社社長的梅寧華，他以筆名"文峰"發表的這篇文章稱，長平"'言論自由'不只是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還批評了我所在的南方報系。自"六四"以後，在黨報的標題中點名批判一個作者，我是第一次見到。

難怪有愛國小將們認為文峰先生的文章寫得太差，是我的臥底，故意顯得他們水準很低："不要上文峰的當！這是在替長平說話的另一面，是苦肉計，故意以一種低水準的潑婦罵街式的語言，為長平找到反擊的機會！"

有人說著篇文章拉開了長達四年的普世價值之爭的序幕，我不敢如此攬功。準確地說，是它被捲入了既已存在的歷史轉折時刻。2008年，"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國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是"中國夢的造勢元年"。

正如在這篇報導中，我接受採訪所說："那之前，中國政府在國際上一直韜光養晦，在國內或明或暗地向老百姓承諾，一切需要時間。言下之意是民主會有的，人權也會有的。從北京奧運開始，調子一下子變了：我們不需要學習西方，我們的體制更好。08年之前，特別流行這樣的詞：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08年之後，這些詞從官媒中消失了：我們不需要了，是世界走向我們，是國際與我們接軌。"

體制選擇了習近平

沒錯，我把2008年視為"中國夢"的元年，而不是習近平上台以後的2012年。論及今天中國的局勢，時評人和學者太過聚焦於領導人本人的思想和性格。他們忘記了，在習近平選擇體制之前，是體制選擇了習近平。

2012年，人們為薄熙來倒台而歡呼時，猜想習近平可能"去毛"，甚至平反"六四"時，我寫了若干文章"潑冷水",因為我看見的不只是這個喜歡背書單的人，還有這個仍然高速運轉的體制。 在《陽光時務》"主編的話"欄目裡，我發表了《每個官員都姓薄》一文，指出："在重慶模式和中國模式之間，並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政治上唱紅打黑，對挑戰權力者無情打擊；經濟上招商引資，但要掌握在自己人手裡。在這些基本點上，兩種模式如出一轍。"

在2018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我做了進一步的解釋：

習近平賴以運作權力的系統，也並非他的創造，基本上還是1989年以後，在江澤民、胡錦濤兩任統治之下形成的維穩體制。如果說真有所謂的"習近平思想"的話，那麼其核心就是"四個自信"，也就是擺脫"文革"包袱和國際壓力，肆無忌憚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自信，是在2008年前後，西方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北京舉辦奧運會等背景下建立的。

"改革 開放"已經進入第41個年頭，但是我這篇本應該於三個月前發表的作為時評人的個人紀念並不需要任何修正。如今，全世界開始反思中共在全球化時代的崛起，美國和中國打起了貿易戰，中國模式正遭到前所未有的阻擊。但是，迄今為止，這條軌跡並沒有太多的改變，而是在變本加厲地加速前進。

中共教育讓很多國人在評論國際時事時歧視甚至仇恨"難民"，他們不知道，他們引以為驕傲的"厲害國"向來都是難民的最大製造國之一。在2012年阿富汗、敘利亞等國內戰以前，在聯合國的難民統計中，中國輸入難民人數多年位居首位。

這個數字仍在上升，它甚至分不清國內和國外，分不清藏人、維吾爾人和漢人。2015年，我在漢堡民族學博物館展覽《流亡》開幕式上的演講中說：

也許有一天她會明白，故鄉不只是一個人出生和成長的地方，而且是他可以自由地思想和言說的家園。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人流亡在異鄉，在他國；也有很多人流亡在故鄉，在祖國--他們被迫沉默或者犬儒，同樣是無辜受罰。

這是我的流亡故事難以講述的部分原因。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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