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周一(11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104個「楓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要求他們堅持和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此之前的9月20日,習近平在「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參觀了楓橋經驗陳列館。
據新華社報導,在當日舉行的「楓橋經驗」紀念大會上,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總結要點是:堅持和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輿論認為,習近平由此釋放了重要的政治訊號。
「楓橋經驗」的Cosplay
「楓橋經驗」來自1963年,在浙江省寧波專區諸暨縣楓橋區產生的依靠群眾就地監督改造「四類分子」的經驗。按照中共官方學者的解釋,「楓橋經驗」誕生時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基層黨組織發動群眾,對存在破壞行為和潛藏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進行評審和說理,由群眾監督改造他們,不把矛盾和尖銳問題「上交」,最終把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改造成新人。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發動群眾斗群眾的「階級鬥爭經驗」。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跟中共歷史上很多「萬金油」政治口號一樣,「楓橋經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扮演的角色並不一致,有時甚至互相矛盾。
1979年,中共決定給地主、富農「摘帽」,以對「四類分子」進行群眾專政著稱的「楓橋經驗」,搖身一變成為「摘掉一頂帽,調動幾代人」、糾正歷史錯誤的「摘帽」經驗。
「六四」鎮壓之後,「維穩」成為中共主流口號。1991年5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報導,稱讚楓橋「依靠群眾維護社會穩定」。「楓橋經驗」成為「維穩經驗」。
2002年習近平從福建省調任浙江省後,又要拿「楓橋經驗」做文章。不過,「和諧社會」是隨即到來的「胡溫時代」主旋律。2003年11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通訊《讓我們的社會安定和諧———浙江省諸暨市創新「楓橋經驗」紀實》。「楓橋經驗」又成了「和諧經驗」。
「和諧社會」掩飾的是全面維穩體系的建立。2008年已經是犯罪分子(根據法庭判決書)、任職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對「楓橋經驗」進行的總結是:堅持抓源頭、抓苗頭、抓基層、抓基礎,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把問題解決在當地、把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
到了習近平時代,「楓橋經驗」先後成為「掃黑除惡」、「動態清零」的經驗。更重要的是,對這個歷史名詞的強調,展示了他「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重返毛澤東時代的「經驗」。
發動群眾斗群眾
這並不是說,習近平強調「楓橋經驗」釋放的政治訊號不重要。
11月6日的紀念會有一個很長的標題,叫做「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周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20周年大會」,刻意在毛澤東和習近平之間建立直接聯繫,儘管毛澤東「批示」的時候已是至高無上的獨裁者,而習近平「指示」的時候還是一個戰戰兢兢的省委書記。而且,習近平當時的講話,完全是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語言,比如「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
從上述歷史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楓橋經驗」不僅來自毛澤東時代,而且被歷代中共領導人繼承和實施。即便它不叫「楓橋經驗」的時候,「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解決在萌芽狀態」也從來都是中共維持統治的基本手段。無論是「四清」、「文革」還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無論是「計劃生育」、攔截上訪還是「動態清零」,都是上面一聲令下,下面「守土有責」,窮盡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本地化的「圍追堵截」。
其中最有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動員和利用群眾,無論是「文革」中的派系武鬥,還是當代的「朝陽群眾」舉報「間諜」,都是成功的「經驗」。
發動群眾斗群眾,這是「楓橋經驗」的核心所在。這並不是習近平的創造發明,但是他總是將中共統治最令人不齒的一面當作驕傲歷史來傳承。
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第3次宣誓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0年前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習近平對內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對外推行強硬外交、宣傳東升西降,聯俄抗美。一起回顧習近平執政這10年為中國帶來何種轉變。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國第1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全體會議上,2952名與會代表投票表決,一致支持69歲的習近平續任國家主席及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宣佈當選之際,現場響起如雷掌聲。由此,習近平打破鄧小平之後中共領導人執政兩屆共10年的慣例,開始其第3個任期。
圖片來源: Aly Song/REUTERS2013年,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要「堅定不移懲治腐敗、從嚴治黨」,並且喊出「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口號,隨後中共展開了一系列黨內整治運動。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成為因腐敗被捕的最高級別官員,被開除黨籍、公職,判處無期徒刑,打破了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中國官方透露,從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廳局級幹部2.2萬人、縣處級幹部17萬餘人、鄉科級幹部61.6萬人;查處人數共計408萬9000人。反腐運動除了打擊腐敗官員之外,也是習近平鏟除政治異己的手段。
圖片來源: Reuters/Jason Lee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被寫入黨章。普遍認為,習近平在此時鞏固了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批准修憲案,取消了鄧小平時期定下的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後繼續連任鋪平了道路。 2021年公佈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再度加深了對於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決議》寫道:「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N. Han Guan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領導人時曾宣佈,消除貧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標。 2021年2月,他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然而,世界銀行對於「極度貧困」的標準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於1.9美元,中國的標準略低於世界銀行,約為每天1.7美元。經濟學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聯合國或世界銀行標準來衡量,中國還有好幾億貧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在2020年表示,僅管中國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
圖片來源: Ju Peng/Xinhua/picture alliance 儘管宣佈脫貧成功,中國貧富差距的鴻溝卻越來越大。為了調節此現象,2021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該次會議強調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會議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規劃,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勵富人捐贈,讓資金流向相對貧困人群而實現社會收入轉移。此後,多傢俬企成為中國政府打擊的目標,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京東創辦人劉強東等人紛紛宣佈退居幕後,避免惹禍上身。
圖片來源: Koki Kataoka/AP/picture alliance近幾年,中國政府開始採取對資本敵視和打壓。在習近平「房住不炒」的口號下,北京開始採取實質性措施抑制房地產市場的畸形擴張。 2021年推出對房地產企業實施限制融資的「三條紅線」,要求房企壓縮負債,這導致以恆大為代表的一批地產開發商陷入巨大的債務危機,也使以往熱絡的房地產投資市場明顯降溫。 2021年7月,中國政府推出「雙減」政策整頓教培行業:嚴禁教培機構資本化運作,規定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被視為宣告教培行業的「死刑」。教培領軍企業新東方和好未來的股價,分別暴跌超過80%和90%。
圖片來源: 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漢悄悄擴散,當局在疫情初期試圖隱瞞消息。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並且質疑當局「沒有人傳人」的說法。他隨後遭到上級約談、被央視新聞報導成「傳播謠言」,卻在一個月後死於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兩年多後,大部分國家逐漸恢復正常生活,但習近平仍強調,中國防疫將繼續堅持「動態清零」。中國一再出現大中城市全城被「靜態管理」,動輒數千萬居民處在被封鎖的狀態,經濟發展也嚴重受到防疫政策影響,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0.4%,創下兩年來的新低。
圖片來源: Reuters/Xinhua2016年,香港銅鑼灣書店5名書店股東及員工突然失蹤,其中書店經營者李波事後證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輿論對於「內地執法人員跨境抓人」的不滿。三年後,香港2019年爆發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民眾發起的示威遊行遭到香港政府鎮壓。一年之後,中國人大2020年表決通過了《香港國安法》,批評政府的人士將有可能被冠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多間香港新聞媒體遭到警方調查或主動宣佈停止運作。習近平今年會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時表示,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上,在批評者眼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針如今只剩下口號。
圖片來源: Selim Chtayti/AP/picture alliance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稱,須以嚴厲手段打擊新疆的「分離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習近平2014年訪問新疆就曾說過:「對暴力恐怖活動,必須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先發制敵,露頭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規模設立「再教育營」,拘押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德國獨立學者鄭國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這一現象,後來國際媒體的報導逐漸揭示有關營內強制勞動、虐待、洗腦等侵犯人權的做法。中國至今仍否認新疆再教育營存在,稱這些機構為杜絕極端主義、為維吾爾人提供就業技能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2022年8月,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發布了報告,稱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實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並提到中國可能犯下反人類罪。
圖片來源: Yan Yan/Xinhua via AP/picture alliance中國政府於2013年開始倡議並主導被稱為「一帶一路」的跨國經濟帶,其範圍涵蓋了歷史上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也是習近平所提出的「大國外交」的一部分 ── 將自身明確定位為世界上具有影響力的大國,與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中國政府稱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加強區域互聯互通,擁抱更美好的未來」,至2021年為止,已對163個國家總計投資8430億美元。但近年來此倡議卻遭到不少批評,一些西方國家稱之為「債務陷阱外交」,例如斯里蘭卡和蒙特內哥羅便因為積欠中國高額貸款,而陷入債務危機。中國政府慷慨援助外國、免去窮國債務,則被一些人戲稱為「大撒幣」。此外,輸出中國工人到海外大量興建基礎建設,也引起生態和人權等相關爭議。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N. H. Guan2018年,時任美国总统川普宣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大規模關稅,其理由是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接下來幾個月,美國和中國互相對從對方國家進口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中美貿易戰開打。習近平當時曾稱,中國希望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但中國不怕打貿易戰,如有必要中國會「反擊」。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華盛頓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國除了承諾將在未來兩年擴大進口美國商品外,也承諾將進行一系列實質性改革。美國方面則除了少部份關稅有所降低,大部份維持不變。拜登上任後繼續延長對華加徵關稅。今年8月,拜登簽署《晶片法案》策進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9月,美國政府宣佈禁止晶片公司英偉達和AMD出口高階AI晶片至中國。美國商務部表示正在審查其他有關中國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進技術落入壞人之手」。
圖片來源: picture alliance/dpa習近平多次公開表示: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絕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 2019年,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表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國解放軍在包圍台灣的六個海域空域展開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解放軍還宣佈,往後將常態組織台海方向戰備警巡。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Xinhua/L. Gang2019年,中俄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自烏俄戰爭以來,中國至今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而直指美國和北約挑起衝突。如今各國對俄羅斯實施抵制,中國反而漁翁得利,從俄羅斯購買了大量低價石油。在今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幾周前,習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丁,期間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反對北約東擴,還稱「兩國友誼沒有界限,沒有合作的『禁區』。9月14日至16日,習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後首度邁出國門,飛往中亞出席上合組織峰會,當然也和普丁會了面。
圖片來源: DW中國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邊界戰爭以來,印度便對中國長期有著不信任感。但在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印將 2014年定為「中印友好交流年」併發表《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接下來連續數年,習近平每年都和印度總理莫迪進行至少一次會面。 不過,2020年中印兩國部隊數度在兩國邊界附近的加勒萬河谷發生衝突,造成雙方人員傷亡,後續在兩國官員進行數輪會談之後,事件才逐漸平息。期間,印度政府宣佈禁止民眾使用中國手机應用程式、印度全國貿易商總會呼籲全國抵制中國貨。近兩年,中印雙方關係仍因邊界糾紛而處於谷底。儘管習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組織峰會,但雙方並未如外界預期一般在峰會期間進行會晤。
圖片來源: Reuters/Handout梅克爾任德國總理期間,德中經濟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梅克爾卸任德國總理前,中國官媒称梅克爾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與此同時,中國同其他歐洲國家互動也非常熱絡: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歐之間大幅提升鐵路貨運量;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投資基礎建設工程、收購經營不善的公司。此種友好局面近年逐漸產生變化,2019年歐盟宣佈將中國稱為「制度性競爭對手」。 2020年,中歐完成投資協定談判,但由於中國的人權爭議而被歐洲議會無限期凍結。 2021年,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指出:「歐中之間存在根本分歧,無論是在經濟制度與應對全球化上,民主與人權上,還是在與第三國打交道上。」該文件也強調,習近平「轉向獨裁」引發歐盟嚴重關切。歐盟在今年中歐峰會之際對中國喊話:「希望中國即使不支持我們(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也至少別對其加以破壞。」不過,習近平仍高調展現和普丁的友好關係。
圖片來源: Reuters/P. Wojazer2015年,菲律賓向中駐菲使館提出外交抗議,要求北京停止在距離菲律賓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陸活動。華盛頓智庫公佈的圖像顯示了中國自2014年以來在南沙群島的填海造陸進展,其中包含建設可供轟炸機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島等。接下來幾年,中方繼續進行擴建工程。中國官媒《人民日報》2017年底刊文稱「南海島礁的面貌煥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庫報告指出,中國在南海島礁上又興建了飛機庫,地下倉庫,導彈發射井和雷達等設施。 今年3月,美軍印太司令阿奎利諾表示,中國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島礁已完全軍事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此回應,中方「在本國領土上部署必要的國土防禦設施,是主權國家的當然權利」。然而,2015年習近平與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會談時曾稱,中國在南沙群島工程,「不是以他國為目標或給他國造成影響的活動」,中國「沒有追求軍事化的意圖」。如今中國官方宣佈完成南海島礁軍事化,與過去習近平之言背道而馳。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Li Gang與過去幾十年素來溫和的中國外交官們相比,自從川普出任美國總統,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中國外交官在國際間的作風漸漸轉為強硬的「戰狼式外交」。 「戰狼」一詞來源於2015年中國的一部同名電影,劇中一些台詞如「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成功點燃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報導稱,有中國外交官證實習近平曾指示,面對中美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外交官們必須立場強硬地展現「鬥爭精神」。有學者認為,與其說是借戰狼姿態維護國家尊嚴,不如說是想表演給國民看,展示中國不好欺負的形象。政治評論員鄧聿文指出,以前中國總被罵軟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們的「戰狼外交」深受民眾歡迎。國家的外交迎合國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加膨脹,卻在國際間引起其他國家反感。
圖片來源: Illegitime Defense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2020年公佈的研究顯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開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詞,內容廣泛,包括中國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當中192組敏感詞涉及中央領導層,其中87%與習近平有關,包括「習近平到武漢」、「習近平+疫情蔓延」等。該報告指出,中國領導人在疫情初期強調「牢牢掌握新聞輿論的領導權」,一方面是為了減低公眾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領導人尷尬,維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Photoshot2022年6月,《紐約時報》公佈的調查報告稱,中國政府正透過手機和監控取得公民個資以穩固政權。中國也連續數年蟬聯監控攝影頭密度最高的國家,全球近10億個監控攝影頭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國。這些監控網和自2014年以來推動的「社會信用體系」緊密相連,以規範公共行為、懲罰「失信者」。習近平曾多次強調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性,表示要構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懲戒大格局。儘管看似布下了涵蓋各個角落的安全網,社會事件仍時有所聞,今年發生的豐縣鐵鏈女事件和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眾關注,這也暴露了社會弊端不是僅靠監控和社會信用體系就能根治的。
圖片來源: Reuters/J. Lee 「楓橋經驗」來自境外勢力
這裡不得不指出,動員和利用群眾並不是中共的發明創造,它來自居心叵測的「境外勢力」。儘管中國古人的治國理論也談到群眾心理,例如《論語》中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作為大規模的政治實踐,則肇始於近現代的群眾心理學,例如雷朋的「烏合之眾」理論和賴徹的法西斯群體暴力研究。
雷朋認為,群眾習慣盲從,易於操縱,偏執、專橫而暴力。賴徹則根據佛洛伊德理論認為,群眾對領袖有性慾迷戀,領袖對群眾有催眠作用。法西斯動員理論,則將這些群眾的特性合理化和正當化,從而開展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到了列寧時代,保守的「烏合之眾」已經成為先進的「革命群眾」。
事實上,動員和利用群眾,幾乎是所有獨裁政權維持統治秩序的手段。從希特勒納粹統治的群眾舉報,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街頭狂歡,到東德史塔西檔案館留下的秘密檔案,以及一些亞洲國家實施至今的對女性自由的管制,都與中共的「楓橋經驗」互為表裡。
「楓橋經驗」的實質是破壞法治
「楓橋經驗」的實質是破壞法治。即便按照中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一個人從基層開始告狀,不服基層法院判決可以上訴到中級法院、高級法院,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並不是什麼給上級添亂,「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的要求是毫無道理的。
摧毀法治的群眾運動可以走到哪一步呢?
楊繼繩在研究「文革」期間的集體屠殺之後指出,文革期間集體屠殺的受害者不低於30萬。他對集體屠殺的原因得出結論說:「直接鼓動和組織大屠殺的是極權制度的基層政權,即縣以下的農村政權;制止大屠殺的是省以上的政權……但這並不能排除高層權力對大屠殺的責任。權力末梢橫行無忌,大屠殺暢通無阻,有著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識形態根源。制度和意識形態是高層政權造成的。」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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