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長萬里辭世，媒體稱"全國民眾悼念如潮"。瀏覽一下社群網站，會發現這顯然有些誇張。媒體這樣說，是想借題發揮，皮裡陽秋，呼喚改革。《新京報》的社論《悼念萬里，向改革家致敬》是一個典型的文本，其中說："紀念萬里，是向當年的改革家致敬，也是讓改革精神薪火相傳。珍視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也能為時下的改革找到歷史刻度。"

萬里被認為是中共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改革事跡，是在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後，支持並推廣小崗村村民自發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讓被剝奪土地及生產自主權的農村恢復了一些活力。他的另一個政績，是1988年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之後，主持制定法律及有關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87個，被認為促進了中國的法治建設。

同樣呼喚改革的《財新》網站，發表了政論作家馬立誠的一篇回憶文章，稱1998年他與人合作出版回顧改革鬥爭的《交鋒》一書後，受到萬里的約談。萬里鼓勵他說，"不要怕！要跟'左'的東西鬥下去，不然改革開放就危險。"在中國當下壓抑的政治環境中，這段話顯然會被解讀為另有深意。

不過媒體未能提及萬里在"六四"期間的表現。當時他身為改革派政治明星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參與高層決策是職責所在，也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當年5月25日，他提前結束北美訪問回國，於5月27日在上海發表了書面講話，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完全同意"李鵬及楊尚昆的意見，站在了鎮壓學生運動的一邊。傳言他遭受脅迫，作出違心表態，民間頗多同情。但是，同情不能勾銷支持鎮壓的歷史罪責。萬里與鄧小平、李鵬等人的苟合，讓本身就不強硬的趙紫陽失去了關鍵性的支持。

改革派從何而來？

但凡遇到改革派人物辭世或者祭日，渴望民主自由的中國媒體就大抒其懷，盼望改革新星，情切切而意綿綿。在反對民主憲政、大抓維權律師的現實中，這些聲音越來越孱弱，僅剩些許哀鳴。媒體最應該做卻不能做的事，是檢討中共黨內即便有了胡耀邦、趙紫陽和萬里這樣的改革派，又能走得多遠？為什麼他們不能改變專制體制？甚至像習仲勳這樣被認為清廉正值的改革派領導人，連自己的兒子都影響不了，在其去世之前家族財富已經不可與外人道。如果不檢討這些問題，縱使呼喚出一個新的改革闖將，他又能所為幾何？

更重要的是，改革派從來不是在單純的道德感召中璨然而現的。道德感召固然重要，但是它只有在合適的政治環境中才會生效。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有幸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得益於毛澤東去世之後的高層權力傾軋。鄧小平等人作為黨內反對派，必須拿出與 "四人幫"及華國鋒不同的政治主張，來贏得更多的支持。萬里在和馬立誠見面時說，他在安徽改革阻力很大，"我對他們（反對他的中央領導）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當時鬥爭非常激烈"。如此強烈的反對聲音，在今天中國的政治格局中難以想像。沒有反對派的政治，只會走向專制保守。

因此，不難理解的是，新華社發表的萬里辭世官方訃告中，儘管簡述生平時提及安徽改革，但是結論定性中對"改革"一字未著，而是強調"萬里同志一生忠於黨，……堅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訃告最後說， "我們要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這種"萬"變不離其宗的悼詞，從呼喚改革的媒體立場看，儼然離題"萬里"。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