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4歲以上的德國人業餘時間作義工，這相當於2300萬人。其中一個是我的退休同事莫妮卡-羅穆勒。從半年前開始，她每周一下午去波昂的"餐桌"工作5個小時，不收取任何報酬。

"餐桌"是遍佈全德的救助組織。波昂"餐桌"目前擁有義工106人。負責人彼得-洛索夫說："我們的口號是在'過多'和'過少'之間建立一座橋樑。"每天上午，"餐桌"義工去麵包店和超市收集頭天烘烤的麵包和因即將過期而不再出售的食品，下午將這些食品整理分類，併發給貧窮的波昂市民。德國的900多"餐桌"就這樣定期為150萬人提供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

德國人的助人為樂在難民危機期間表現尤為明顯。沒有那幾十萬的志願者，一年接納一百萬難民是根本不可能的。

"自私"的德國人怎麼會那麼無私？

我不能不承認，德國人的公共精神曾經使我感到詫異。每個來德國的中國人大概都對德國人在金錢上的涇渭分明表示過不解。朋友聚餐一律AA制不說，親兄弟之間借錢都開不了口。有的夫妻結婚時就財產分家，誰也別佔誰的便宜。在中國人眼裡如此"自私"的德國人怎麼可能為陌生人無私奉獻呢？德國人還真做得出來，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兩者並不矛盾 - 一方面是每個成年人都應對自己的生活承擔責任，另一方面是每個公民都應具備的公共精神。

中國的情況似乎正相反。那裡的富人不僅對自己的至親負責，七姑八大姨的都可以跟著沾光。儘管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健全，儘管貧富差距仍在加大，但迄今中國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社會動蕩，這也要歸功於中國人傳統上對家庭的忠誠和責任感。

投身公益事業的中國人在全國人口中所佔比例卻微不足道。德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海貝勒認為中國人公益心不足是有社會歷史原因的。數千年間，在中國佔主導的是家庭自私的觀念。對中國人來說，他所在的社會團體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

這個社會團體，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整個村子。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村與村之間必須合作經營，才能保障大家的生存。德國上世紀上半葉著名漢學家埃爾克斯認為，大規模的灌溉是中國人產生集體意識的原因："集體勞動多少限制了個人的好惡。集體利益不受影響的前提縮小了個人發展的空間。"因此，與歐洲人相比，中國人的集體意識更強，但這只是與他們自身利益相關的集體，而家庭可以說是最小的集體。對集體之外的陌生人的命運，中國人往往漠不關心。

基督教的仁慈思想根深蒂固

在海貝勒看來，德國人對陌生人的關懷也與基督教傳統有關。聖馬丁和聖尼古拉斯的故事都在鼓勵人們學會分享。對祖先的祭拜是中國人的替代性宗教。中國人對自我的要求是對得起祖宗。海貝勒認為，孔子的儒學也不主張為他人獻身："為他人冒生命危險的人不是好兒子。"孝子的任務是贍養自己的父母。

在海貝勒看來，國民的生活水準也影響到其公共精神。個人溫飽還沒有著落的一般沒有獻身公益的閒情逸致。孟子在兩千多年就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有志兼濟天下的中國人越來越多。過去幾年裡，非營利的組織和基金會如雨後春筍。不過，中國公益事業的規模無法與德國相比。單單在www.hilfsorganisationen.de 上登記的救助組織就有五千多家。"德國醫生"是其中的一個。該組織每年派三百多名志願醫生參加菲律賓、印度、孟加拉、肯亞和塞拉利昂的8個常設項目。在科隆開診所的醫生漢斯-皮佩爾已經兩度"援外"。為此，他犧牲6個星期的年假，每天乘吉普在菲律賓棉蘭老島上挨村設診，一天接待兩百名左右的病人，晚上搭蚊帳，打地鋪。靠這種流動診所，"德國醫生"每年為上百萬窮苦人民提供無償的醫療服務。

奉獻的樂趣

"除了幫助別人以外，我還能體驗到旅遊者根本不可能有的經歷"，皮佩爾醫生說："比如中午和村裡的人們一起吃飯，手腳並用地交流，接受病人們的感謝，這一切都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此外，在籌備和"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他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這也豐富了他的人生。因此，他在6個星期之後身體雖然疲憊不堪，但同時又精神百倍。

我的退休同事莫妮卡也在波昂的"餐桌"如魚得水："幫助別人的感覺真好。"皮佩爾醫生甚至認為公益工作會使人上癮，他迄今還沒有找到解藥。

作者簡介：張丹紅出生於北京，在德國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對德國社會的觀察記錄下來，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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