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被警察毆打，沒有水，沒有食物。"16歲的阿裡（Ali）（上圖左一）就是這樣形容保加利亞的難民營的。所以他從那裡逃了出來，前往德國。但是，按照"都柏林公約"規定，尋求政治避難的申請者必須向其進入的第一個歐盟國家提出避難申請。因此，德國政府機構就想把這個來自阿富汗的年輕人送回保加利亞。但他卻非常害怕。如今，他在巴伐利亞州圖青（Tutzing）的一個天主教會尋求教會避難。

布魯默牧師（Peter Brummer上圖左二）介紹說，阿裡的心靈遭受了極大的創傷。他的父親死於阿富汗，他和母親及姐妹都失去了聯繫。在志願者的幫助下，布魯默牧師擔負起了照料阿裡和另外一名難民的責任。同時，也有許多律師敦促德國聯邦移民難民局（BAMF）在德國接受他們的避難申請。教會避難的情況必須通報給德國政府機關，後者有權力隨時將避難者帶走，但它沒有這樣做。

部長的強硬態度

布魯默牧師完全無法理解，德國內政部長德梅齊埃（Thomas de Maizière ）為什麼在接受德國廣播電台採訪的時候提出了"濫用教會避難"的說法。這位德國基民盟（CDU）政治家當時表態稱，作為內政部長，他"從原則上，從根本上"拒絕教會避難。作為基督徒，可以"偶爾慈悲一下，但一年最多也就是4、5、6、10次。"這位部長認為，教會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並以伊斯蘭教法為例。這種對比不僅僅對於布魯默牧師來說是"不可接受"的。他和所有支持者們都認為自己是"絕對忠誠的公民"，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況下通過教會避難幫助加強法制國家保護人權的力度。布魯默牧師說："我們不是帶著抵觸情緒的Pegida。"

確實，教會避難是非常特殊的例外：據德國聯邦普世教會工作組"在教會避難"統計，在全德國範圍內有大概360人處於教會避難中，其中超過100人是兒童。大部分案例都像圖青的情況一樣，牽涉到"都柏林公約"。耶穌會難民事務處的穆勒（Dieter Müller）指出："保加利亞、匈牙利、義大利、馬爾他、甚至有時候還包括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都屬於歐洲範圍內的"高風險國家"。因為難民申請者以及援助機構指出這些國家對難民的照顧不周，甚至還有侵犯人權的現象發生。針對希臘，德國已經決定暫時不會將難民遣返回那裡。穆勒還指出，德國行政法院也多次判決難民申請者不用被遣返回特定的一些歐盟國家。但在這方面的做法並不統一："就像撞大運一樣"。他為像圖青這樣的教會機構在教會避難的問題上提供咨詢和協調服務。穆勒的統計結果顯示，在德國2014年收到的17萬3千份首次避難申請中，涉及教會避難的人數不足難民總人數的0.3%。

教會避難 - 傳統悠久 在巴伐利亞由為普遍

而如今對教會避難說不的卻偏偏是那些黨派名稱裡就帶有"基督"這一字眼的基民盟和基社盟（CSU）。在內政部長德梅齊埃（Thomas de Maizière ）之前，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主席考德爾（Volker Kauder）就將教會避難說成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就在來自社民黨、綠黨和左翼黨的政治家們卻呼籲將其保留的同時，隸屬基社盟的巴伐利亞州州長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卻發出警告的聲音。而教會避難有著幾千年的傳統，可以追溯到羅馬、希臘、埃及和原住民時期，從聖經記載的時間開始，就是教會的一部分，在基社盟執政的德國巴伐利亞州尤其普遍可見。一位發言人表示："慕尼黑內政部目前統計有162人在教會避難。我們認為這不符合法律規定。"但他補充說，不會在未經主人允許的情況下就進入教會的地盤。

"從封聖到謀殺威脅"

布魯默牧師不會被任何事情嚇倒。他警告稱，不應該認為如今在德國幫助難民的人就是罪犯。他自己在教會避難上已經積攢了20年的經驗："從封聖到謀殺威脅什麼都見識過了"。1995年，他在奧格斯堡（Augsburg）教會收留了一名年輕的庫爾德母親和她的兩個孩子。當時德國國內的氣氛異常緊張。具有種族主義傾向的縱火襲擊案發生後，德國於1993年收緊了難民法。巴伐利亞州的政界和司法界當時施加壓力，布魯默牧師曾被總檢察長傳喚。布魯默牧師回憶說，晚上，他不得不打電話報警。因為"有帶種族歧視思想的人威脅稱要放火燒掉牧師的住所。"

德國和國際媒體當時報導了這一情況。那個來自庫爾德的家庭如今生活在荷蘭。布魯默牧師和她們還保持聯繫。現在，他希望阿裡也能夠從對未來不安的恐懼中走出來，在德國申請難民身份。布魯默相信，像圖青這樣的教會是全德國範圍內最富有的教會之一，讓難民申請者在這裡生活幾年對圖青有好處。他剛剛聽說，來自非洲的難民申請者在照顧老年痴呆症患者時能發揮何等積極的作用。這能讓"一個年輕人，帶著對老年人的高度尊重和'好感'共同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