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乍暖還寒，與每年此時一樣，是一個「二四八月亂穿衣」的季節。這一天，我正奔忙於離家兩裡開外的一個建材市場，試圖為更換家中朽壞的窗紗採購一些材料。之所以要自己動手，原因是街頭民工的要價太高（一米索價三十元人民幣）。自己更換雖然也有一些困難，如有些窗框取不下來，直立窗外作業既不安全，也容易變形。不過，無論如何，在立夏蚊蠅興起之前，要把母親房間的換掉。父親新逝，癱瘓在床已17年的她成了我唯一的「心肝」，她的喜怒哀樂，絲絲都扣在我的心弦上。
滿載而歸的路上，我意識到今天是4月15日。 20年前的今天，正是母親告訴了我「胡耀邦去世」的消息。那時，身材嬌小的她，正走在從景山公園散步回家的薄暮中，感覺到我在身後，她故意放慢腳步，等我快走到和她並排時，她用輕柔的聲音傳達了這個噩耗。我感到有點異樣，因為母親從不與我談論時事。她對胡耀邦是有感情的。文革結束後，她做了兩個義無反顧的決定：一是把文革凍結的薪水（一萬多元）全部交了黨費；二是調北京時，她自動要求到農口工作，立志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農村貢獻微薄的力量。當時，在社科院黨委工作的黃克誠的夫人，把她介紹到農村發展組。這個小組，正是胡耀邦為推動八十年代農村改革而成立的一支「小艦隊」……。
20年後的今天，回顧當時，誰也沒料到，那竟是一個歷史裂變、世事驟轉、命運改弦的訊號，撫今追昔，能不令人感慨？
恰在這時，封從德給我寄來了他的《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是他積20年心血所撰成的一部回憶錄。由於他身為學運領袖，親歷八九學運從校園到廣場——由激情開場到悲壯落幕——的各個階段的操作細節與演變過程，有許多為新聞界報導、為史書紀錄的事件也是出於他的手筆，加之新近發生的所謂「天安門之爭」始終沒辯出個高低，所以，我對該書的問世，早已引頸而望。
沒有想到的是，它比我期待的寫得還要好。
20年來，海內外與八九民運有關人士和親歷者的回憶、反思類的著作和文章在海外已經出版了不少。或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或為了謀生存求發展，或為了替自身行為的合理性辯駁，或為了放下包袱重新起步，許多人都奉上了那一段生命中最珍貴的記憶，那一段歷史最沉痛的思考，還有許多難得的人生體驗……這類作品，雖然也有良莠之分，但較之於史學研究的需求，依然可稱「虧空」。原因是由於各種原因，許多關鍵歷史事實的真相仍然被掩蓋，許多重大轉折的心理活動依然有待揭開。 1991年，為澄清學運過程各種大環節的真相，封從德曾在法國邀請有關當事人作了一次為期一周的對質式討論，研討成果結集為《回顧與反思》，是我所接觸到的八九民運最深入、最具研究價值的史料。而眼前的這部《六四日記》，顯然站在了前書成果的肩膀上。而且用一種散文的優美，承載了作者誠實的記憶、良心的反省與充滿人性發見。通過這部作品，讀者可以在前所未有的領域內——無論高尚與卑微，奮發與無奈，希冀與苟且，權變與堅持，愚昧與賢明——窺見當日學運與天安門廣場的真實狀況。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的復原中，作者使自己的作品，進入了永恆的行列，其珍如恆河金沙，其稀如鳳毛麟角。
歷史的誤會，抑或生命繞不開的「結」？
這本書吸引我的，首先是真實地記敘了作者和妻子——同時也是八九學運中唯一的女性領袖柴玲——的鮮為人知、且充滿人情味的故事。從他們的戀愛，到先後投入學運，到並肩作戰，直至漸行漸遠，勞燕分飛，既有細膩的筆觸，也有粗略而達意的暗示。
令我意外的是，不論是封從德還是柴玲，原本都不是政治的愛好者。二人都是因為偶然的原因被捲進了學運。在這方面，促成二人相識的「第一個故事」，也許是具有象徵意義的。
這個故事，起始於「反自由化」運動中，北京市政府禁止遊行請願「十條」的出台。為此，北京大學學生在1987年元旦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次抗議遊行。當時，在北大計算機系遙感所讀碩士研究生的作者，抱著好奇心前往觀看，不料，遊行隊伍突然掉頭——把隊尾變成隊首，將​​作者裹挾入內；又因他身邊打橫幅的一個學生突然溜之大吉，作者不得不填補這個重要空缺，最後，誤被混入隊伍的「工人老大哥」當作遊行組織者推到警察的手裡。
事後，作者雖然被學校保釋，但此事卻成了他一個放不下的包袱。該書寫道：
「政府的狡猾，我的種種觀察與感受，事後我很想講給人聽，作為大家日後的參考。真正從頭到尾饒有興味聽我講的只有一個人，她就是柴玲。她本是我同系低一級的學生，這時已轉到了心理系，這時正忙著準備考研，我們站在圖書館大樓的走廊上聊了二個小時。柴玲也告訴我許多有趣的事。那天幾千同學遊行，她與幾個攔了一輛公共汽車。'司機真好。中途停車是違規的，但見是學生，一揮手就讓我們上了。'一個同學徒步走到天安門又走回來，到宿舍發現鞋底已經沒了。
這是我們第一次長談，但並不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起點，那是幾個月後的事了。 」
沒有什麼理由認為，作者是在用這個自以為「光榮」的經歷吸引小女孩。以作者的眼光看，柴玲既不懂政治，也不是一個激情洋溢、善於表演的人。如果認為她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中「訓練有素」，那更是一種誤解。她熱愛生活，充滿靈性，嚮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情操，對家庭和周圍人充滿責任感；為人處事的特點是善於傾聽，有親和力……
彷彿是命運的安排，1989年4月15日這一天，作者用以寫論文的計算機出了故障。而此時的作者，不僅已經以633的高分通過了托福考試，在四通旗下的一家計算機公司有了一份工作，還考取了北京市首屆「高級程序員」資格證書。湊巧的是，這一天也是妻子柴玲的生日。後來，當作者經歷過九死一生的磨難，周游於世界尋找心靈歸宿時，他發現，這一天卻再也找不回來了：
「4月15日　星期六
我沒忘今天是柴玲的生日，於是去一家蛋糕店，買了一盒奶油多的生日大蛋糕。推著自行車，穿過曲​​曲彎彎的小胡同，進入房東的鐵皮門，再向左拐，便是我們小家外的庭院了。我興沖沖地叫一聲，柴玲從房裡跑出來，把蛋糕盒接到手中，徑自回屋。從她眼中流出的一絲驚喜中，我知道是因為我比她預料的早一些回家。
我們的家在北大南門外不遠，海淀蘇公家廟七號。 ……房間很小，十一平米，是在西廂房外再加蓋的一間。只有一面窗，不過很大，對著小院，除一扇小門外，全是玻璃。四壁和屋頂用雪白的計算器紙一糊，還蠻像樣的。屋裡所有的家具，加起來只花了五十六元。這是柴玲的傑作——床是她從學校木棍廠買的兩張學生單人床拼起來的，加上一個衣櫃和一張桌子，屋子就全佔滿了。
那間屋外有個小院落，角上是一棵百年老槐。樹雖老，枝葉卻繁茂，夏天招來無數青蟲，俗稱'吊死鬼'，吊得滿地皆是，發出一股刺鼻的青幽味。冬天掉下的枝葉還可以生火。樹上常有鳥，拉屎掉到我們晾的衣服上，白色的衣物最倒楣，斑斑駁駁格外分明，平添我們不少的煩惱。
我照例在小院內小馬紮上坐著發了一會兒呆，思考我論文中的計算器程序。只有在這時，心如置身塵世之外，分外地清明。這種緊張構思的狀態亦是一種莫大的解脫和愉悅。她將飯做好，我們就在屋裡一道吃。天色濛濛，黑白電視閃爍的光線照在我們臉上，我們沒有開燈。
蛋糕上插著23支小蠟燭，柴玲吹蠟燭時，鼓著臉，用足三口氣才吹滅，然後露出一付不甘心的樣子。蠟燭穿透黑暗，給我們無盡溫馨的空間。
電視播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我覺得有些突然，他是少數幾個我知道名字的中共要員。他們高高在上，與我們老百姓何干？ ……我還暗自擔憂這消息會擾亂她生日的恬靜。這份恬靜，後來總使我覺得有無限意味。 ……
飯後我又坐在小院中，構思著我的計算器程序。我6月12日就要碩士答辯，論文題目是'遙感衛星圖像識別專家系統'，是要設計一種複雜的軟體系統。我很喜歡軟體設計，從大學二年級就一直去計算器系聽課。我認為工業革命解放了人的手，計算器則將解放人腦，而專家系統程序則可能將人解決某類問題的經驗收集處理後，代替人腦作種種重複而單調的動作。我研究了種種人工智慧的算法，對人類積累起來的知識的偉大驚嘆不已。
和往常一樣，我沉浸在這種無外事紛擾的構思中。柴玲也拿了張馬扎出來，靜靜地坐著。白練似的月光灑在小院裡，只有樹葉在微風中輕輕作響。
這是北京初春時節。 」
如果沒有八九民運，他們溫馨的小日子，很可能就這樣延伸下去了。只不過地點可能從中國的大學移到美國或歐洲的某個大學或科研單位，日子會更富裕，他們還會在異國的土地上生兒育女，成為某個移民部落的祖爺爺、祖奶奶……。但是，這一天是他們命運中繞不開的一個結，與很多人一樣，他們沒有繞過去。
不幸的證人，真誠的「放下」

作為一個離異丈夫，對前妻充滿細膩感情的回憶和執著辯護，是本書的一大特點。也正是由於這種不幸的關係，我以為，作者於柴玲的許多敘述是真實可信的。惟其真實，所以感人。而封從德的書寫，最大的感人之處，就在於他能夠向讀者捧出真心。不論這份「真心」是對是錯，作為一種客觀經歷，他把它交給了讀者，交給了後來人，交給了歷史。
能夠真誠地回憶，真誠地寫作，是作者天生純潔的本質使然，就像他的戰友常勁所說的，作者的許多優秀品質使然；同時，也是作者歷盡劫波、堪破生死愛恨的經歷使然，及其之後對宗教生活的體悟，惟其具有如此之多的經驗，他才能夠徹底「放下」。
封從德的《六四日記》，清楚地記敘了自己和柴玲是怎樣從一個普通學生被推向民運巔峰的。這個推力，有他們自己對於國家前途和自由圖景的新嚮往；也有無數同學、教師社會改造文化更新的新期待；有被小孫子牽著手，到學運捐款箱投下50元的駝背老漢帶來的感動； 有同學趙體國「如果不把參加運動的人看得最重，這場運動注定失敗」的警告而帶來的震驚；有丁石孫校長期待教育改革的設想而帶來的遐想；有像林昭男友沉澤宜老師那樣一直陪伴在二人身邊，直至最後的廣場的無聲支援；更有像劉光那樣忠誠、機敏、識大體而又甘於默默無聞的無數同學、市民、知識分子的信任、愛護和奉獻的鼓勵……還有作為個體的學生，孤獨時的恐懼，對政府「秋後算帳」的疑慮，對無功而返的羞恥，以及對默默死亡的不甘心……我相信，當善良的讀者瞭解了這一切以後，我們原先對於學運諸多犬儒式的推測，貴族式的指責，將會化為更多的同情。
讀罷本書，我再次感到，八九民運，作為一場使命有限的「公民意見表達運動」，之所以能夠以偉大的形象彪炳史冊，衍生出那麼多精彩的故事，以至於那樣令人難忘，不僅在於她目標的正義，而且在於人性的光輝！正如作者所說，這種光輝是學運集體所散發出來的，是普通百姓散發出來的，就如芳香的花，並不都是鮮艶奪目、佔據高枝的一樣。
同樣，作為一場歷史準備不足的「突如其來」的群眾運動，它之所以能夠持續那​​麼長，現在看起來甚至持續過長，而連最起碼的目標都沒有達到，也是因為集中了太多的願望，被寄託了太高的期待。這個責任，也是很難由個人承擔的。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談到柴玲「被拋棄」的問題。
我完全相信，所謂「天安門之爭」中，「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是一個被剪輯後拼接起來的概念。我也完全相信，無論在柴玲還是在封從德，從表層意識到潛意識，即使存在愛惜生命的念頭——這很正當，都不會坐視別人流血，更不會以別人的流血換取自己的生存和榮升。這是柴玲和封從德可以用他們投入運動的全部經歷所證明的。
同時，我也相信，當柴玲屢次帶領廣場絕食或靜坐學生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時，第一，她是把自己也包括在內的。第二，她和所有學生、市民和眾多知識分子一樣，根本就不相信會有「斷頭、流血」的場面出現。直到柳絲凌晨，當呼嘯的子彈從耳邊擦過，大家還以為是橡皮子彈！而正因為這種「信念」頑固地存在，直到流血的事實已確鑿地擺在眼前，許多人還有夢幻的不真實感。封從德至今對於外界散佈的「死亡人數」的不信任態度，或許也是注腳之一。

革命文化對廣場的困擾

既然沒有「斷頭，流血」的真正準備，那麼，所謂的「宣誓」不就成了做秀嗎？筆者認為，那不過是學生受中共黨文化長期熏陶，在新的語言尚未誕生之際的一種借用，既是暫時的，也是權宜和無奈的，就像他們用《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鼓勵士氣一樣。既然那些歌聲與共產主義信念和民族危亡並無干係，那麼，所謂「斷頭、流血」不過是一種犧牲和承擔的抽象的代名詞而已。
如果這種分析是合理的，那麼，所有主動參加過八九民運，並情願地為之付出了代價、經受過苦難和犧牲的人們，不論或早或晚離開了廣場，或者根本不在廣場，他們均沒有違背自己的誓言。
至於「人民廣場」的稱謂，筆者認為，那更是一個模糊到糊塗的概念。從文化史的角度看，人類最早最原始的崇拜，是對於生殖的崇拜，文明誕生以後，逐漸發展出祭祀的活動，由對於生殖器的崇拜轉化為對於直系祖先的膜拜，這種每年一度的「認祖歸宗」的活動，因擁有凝聚氏族力量的心理效用，逐漸被延續下來，並擴大到民族和國家的畛域。所謂「人民廣場」，不過是這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道統，以蘇式共產主義模式為範式的共和國的「根器」所在地罷了。眾所周知，只有認同於這個道統的人（就如原始的同族人一樣），才會在對這個場地產生一種莊嚴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感情。對於外道（相當於外族人）來說，那不過是一個地標式建築物罷了。正因為如此，當日廣場的學生及其領袖、乃至想像中的仰望著他們的「全國人民」，把廣場當作一塊神聖永久的地盤來佔領，乃至堅守，本身就是一個道統認知的錯誤。幻想能夠以此為根據地，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共和國，就更是一種青春浪漫的無稽之談！

《六四日記》的「棄」與「揚」

我完全同意常勁的序文《封從德的堅守》中，對於《六四日記》的學術及歷史價值的評價，也完全同意他對於作者人品、人格的評價，在此不加重複。在我個人，還有一層要特別感謝本書的地方，那就是，在我的《八九民運史》中，或多或少地也同樣犯有作者所批評的錯誤，那就是誤信誤采傳媒出於「造星」需要而生產的訊息。不論有多少客觀原因，這是一個史學研究者所不應犯的錯誤。
說到這裡，我們不得不談到《六四日記》「秉筆直書」的特點。他不僅直言不諱地袒露了作者的心跡，還直截了當地揭露了學運和民運領袖的一些作為。這種坦言，對於讀者和歷史來說，是負責任的。可以說，沒有這種直率和追求真相的執著，就沒有封從德，也沒有《六四日記》。但作者過多地著墨於自己所不喜歡的品格（如搶風頭，慕虛榮，說謊話，犯自由主義），而對於其他黑暗面卻著墨甚少（如以「準備自焚」為參選絕食總指揮條件的騙局），難免給人以「網開一面」的印象。
不過，讀者可以信任的是，封從德是一個有道德底線的人。我有一事可以為證：2004年，我和他同被美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與《北京之春》邀請，參加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舉辦的「紀念六四15周年學術研討會」，我們準備的發言稿，都涉及到「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操作問題。但是，面對突然爆發的「二王事件」（即王軍濤、王丹等人被中國大陸媒體指控接受台灣扁政府情治機關資助案），我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放棄有關二人的內容，僅只在後來的刊出文章中作了筆談。
讀《六四日記》，讀者會發現，八九學運的確湧現了不少的人才，廣場就是這些人才的聚集地。其中，一直與封從德夫婦並肩戰鬥的李祿，就得到作者的誠心贊許。這裡引用的兩段文字，多少可以滿足讀者對這位神秘人物極其微妙處境的好奇心：
「五一上午（北大籌委會）記者會中，三天前才從南京來的李祿也在三千同學之中。
記者會後，李祿到籌委會遇到王有才。這個物理系的高材生用極濃的南方口音對他說﹕「呵，你是南京大學來的，那就談談南京方面的情況吧！」說著便埋頭準備記錄。這自然傷了李祿的自尊心，似乎王有才將他當情報員了。如果這時沒遇到柴玲，李祿可能就走了。李祿分析問題的機敏給柴玲留下深刻的印象，許多建議也引起她極大的注意。她當即讓李祿直接找我，而我那時卻已疲倦於眾多動口不動手的建議，顯得遲鈍冷漠，還是將他氣走了。 ……
柴玲做了進一步的努力，希望將李祿介紹給我，但又被另一偶然情況阻礙了。這天傍晚柴玲找到我，希望一起吃一次晚飯，於是我帶她到燕春園飯店去。我想同她一道去這裡，本想補償近日來難得陪她造成的感情上的虧欠，不期半路又遇著了日前見過的清華附中的兩個中學生。他們似有要緊話對我說，於是我又拉了他倆吃飯。柴玲在飯菜還沒全上來便忍不住走了。她甚至把本來要向我介紹的一大堆有用訊息，隨著那股怒氣拋到九霄雲外。 」
作者在這個時候突然想到了對於妻子的「感情虧欠」，不能不說與才華橫溢的李祿的出現有關。而他突然又決定拉上兩個中學生一起吃飯，很可能也是一種隨機應變的借題發揮。他也許想通過這個讓妻子不快的舉措告誡妻子：如果你把「革命工作」看得比丈夫還重要的話，那麼我也會以牙還牙。
但是，封從德畢竟不是一個小氣的丈夫。他的光明磊落與他的認理服輸一道，既構成了他崇高的人格，也是其生命沉重的一部分。僅僅半個月，他就被李祿的才華征服了。
他寫道：
「（16日，絕食第四天，柴玲在飢寒交迫勞困交加中暈倒，無法理事。）在這晚的代表大會上，我真正認識了李祿。他比我們都有才幹。我雖代理總指揮，但對主持絕食團二、三百代表的大會還是感到很吃力。這時，作為副總指揮的李祿，逐漸用他的才識取代了我的主席地位，使我鬆了一口氣。我驚訝地發現並欣賞起他主持會議的秩序和效率。
李祿的記憶力十分驚人。二三百人的大會上，他能從廣場上昏暗的燈光下辨認出誰不是某校昨日來開會的代表。他還能記住幾天來所討論過種種紛亂議題的細節，指出當前講話同學的矛盾之處。大家發言後，李祿所作的歸納性小結，既准確又精煉。
我看見一個高效而有秩序的會議：首先宣佈討論範圍和議題，經大家增刪後，將各議題按優先順序排列為議程，然後嚴格按議程討論。討論規則：不許插話﹔舉手發言﹔發言限時三、五分鐘﹔只講論點、不作闡述。最後這一點尤為關鍵，因為通常發言的人總喜歡長篇大論，既多餘，又易橫生枝節引發無休止的爭論。
議題討論完，李祿便將大家基本一致的觀點歸成一大類，將其它不同的方案明確描述出來，分出甲乙丙丁，又各細分ABCD，讓代表們記下，回各自學校的絕食同學中去，將每個絕食同學對各項爭議議案的投票數字統計上來，匯報指揮部，然後在廣播站宣佈各項投票結果。絕食團竭力推行民主程序，任何重大有爭論的問題，都經過全體絕食成員的投票。
我相信，凡開過這些會的人，都會記得李祿的才幹。那晚，我對李祿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他頭腦那麼清晰，對民主程序那麼在行——這正是運動當中一直缺乏的人才！他清晰的頭腦讓更多人頭腦清晰，開會時他總說'要相信別人的頭腦'，使許多自大狂覺悟﹔他說'只講論點，不許闡述'，使大家發現闡述細節的不合適宜﹔在同我與柴玲商討局勢與戰略時，他一句'要用大思維'，使我們沖破了廣場上瞬息萬變的現實事務的侷限。那時，我對李祿的才能可謂五體投地。從此，我絕對信任了李祿。 」

廣場秘聞知多少？

八九民運期間，我曾經懷疑，柴玲在絕食運動中的形象設計，是出自王軍濤的手筆。並就此詢問過包遵信先生。包先生也回答說：「有點像。」我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一是覺得柴玲本人比較單純，走到這個地步，後面不可能沒有人。而在我的視野中，偌大個北京城，具有這種「政治想像力」，有這樣「大手筆」的，除了王軍濤，沒有第二人。但以後更多的資訊證明，王在學運中物色的代理人，是與方勵之、許良英等思想界領袖人物過從甚密的王丹，而不是政治背景單純的柴玲。而真正對柴玲具有影響力的，正是李祿。 《六四日記》證明，柴玲的許多行動，都是在李祿的建議下發生的。所謂用「準備自焚」來限定絕食總指揮參選資格的主意，就是李祿的手筆。自然，圍繞著李祿的內部傾軋，當更加凶險。 2004年，我應邀赴美期間，在普林斯頓的一個聚會中，就曾聽蘇紹智先生說過，在廣場，曾有人策劃把李祿裝進麻包袋「沉江」了事。之所以沒有得逞，從《六四日記》我們可以得到答案。原來，李祿有一個絕對效忠於他的「〇〇八」支隊。
此後，我也在紐約見到了李祿。出乎我的意外，他比我想像的更有氣魄和血性，而不是更有韜略。我曾向他提出兩個問題：
「當柴玲遭到'圍剿'時，你在哪裡？」
「我在教堂，我在為人們祈禱……」李祿回答說。
我又問：「當時之所以沒有作出從廣場撤退的決定，你是怎麼考慮的？」
李祿回答我說：「我意識到，這種（較量的）機會，人生可能只有這麼一次，歷史也只可能有這麼一次。我想試一試。」
顯然，他是1989年5月天安門廣場真正的中堅和靈魂。不過，如此有能力的他始終沒有被廣場同學選舉為總指揮，不能不說在那裡的同學中，埋藏著一股制約的力量，對於注重秩序的作者來說，這可能是一股不服從的力量，但對於追求民主的事業來說，它未必是壞事。
現在已經清楚，如果說，在吾爾開希背後站著的是劉曉波的話，那麼，在王丹與柴玲的背後，分別站著的就是王軍濤和比他更年輕的李祿。令我震驚的是，正是這個李祿，在六四當天撤離天安門廣場之前，竟對柴玲說出了「你應該死」這樣鐵石心腸的話。好在他的話沒有「命令」的效力，只是一個僅供采納的「建議」而已。
同樣令我震驚的是，《六四日記》寫道：據王軍濤的妻子侯曉天透露，1989年6月1日，震驚廣場的綁架總指揮、副總指揮的事件，就是王軍濤一手策劃的。封從德曾就此向王軍濤進行過求證，但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當時廣場的角逐之無規則性，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而當社會的全體（包括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和試圖擴大軍費預算的軍頭）都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廣場時，廣場的格局之複雜、鬥爭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雖然從《六四日記》我們尚不能窺其全豹，但也可見一斑。當然，那些鬥爭，有些是因為理念的不同，有些是因為戰略的不同，有些則是因為爭權奪利，有些是為了角逐虛榮……凡此種種，都是大規模自發的群眾運動題中應有之義。

科研工作的移情？

相對於人們的期待，我們不得不說，無論是學生領袖還是知識分子，真正懂得政治、懂得群眾運動的其實不多。閱讀本書，我常常感嘆，作者之所以能夠對學生運動如此投入，且心甘情願地放棄美國波士頓大學遙感所提供的五年博士生全額獎學金的深造機會，如果不存在一種類似於科學追求的執著，以及計算機編程研究和實驗快感的移情，種種犧牲都將是不可思議的。作者在這方面優秀的素質，無疑在眾多方面提升了本次學運的檔次，就像眾多學生在各自的崗位分別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一樣。
但是，讀《六四日記》，也時常引起我的一些擔憂和不解。為什麼思維如此精密、做事力求完美的人，往往在一些常識的問題上失去判斷能力和事後的反省能力？舉兩個最簡單的例子：
第一個是關於「是否撤離廣場」的表決。營地聯席會議曾就此作過兩次表決，頭一次是「不撤」的票數多於「撤退」的票數，指揮部作出了「順應民意」的決定；最後一次口頭表決，也是「不撤」的呼聲高於「撤退」的呼聲，但封從德本人作出了「撤退」的決定。這無論如何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但是，這一次他為何竟敢違反「民主」原則，斷然做出了決策呢？是否因為危急時刻，他那根科學家的神經暫時地得到了休眠，而人的本能和良知重新浮升到主宰的地位？我注意到，他突然意識到，人之為人，是有恥感的。而公開表決這種方式，難免使一部分人對於看似軟弱的行為羞於啟齒。我們不能不說，這真是一個堪稱「偉大」的發現。但在此之前，他為何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呢？他難道沒有注意到，後期廣場實際上已經陷入「旗多人少」和被「旅遊革命家」佔領的局面？他難道沒有感覺到，圍繞廣場最高權力的「政變」越來越頻繁地發生？本書證明，他不僅是發現了，而且是引起了重視的。只不過，這種種訊息，在他的中樞神經發出的不是改變路向的訊號，而是在原有的計劃中，追求無限完美的指令。這正如科學家在實驗中遇到了困難一樣，他所要做的只能是創造條件，克服困難，而決不會因出現困難而放棄試驗！寫到這裡，對不起，我不能不想到毛澤東的那些更大規模、更艱難的社會實驗。而且想到，他老人家是怎樣用他那「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精神，去戰天斗地和整治人類的。雖然二者決不可比，但恐怕都有某種共同的盲點。
第二個是關於「如果撤退，對不起堵軍車的學生和市民」的問題。我不知道這個道德詰問出自何方。但是，我想，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它才是成立的：第一，學生所在的位置，是在比市民、學生更危險的前線；第二，市民和學生所面對的，只有玩具軍車和虛擬的軍隊。如果不是這兩種情況，按常識思維，學生只要撤出廣場，市民和學生就不必在前線與軍隊對峙，不必為廣場付出更大犧牲，廣場上的人才對得起一直支持他們的廣大群眾，而絕沒有讓群眾付出更大犧牲才對得起群眾的道理。這個簡單的邏輯，不知為何到了廣場的領袖們那裡，卻成了一道歷史的難題？
筆者現在尚不敢斷言，究竟是運動領導人骨子裡存在「游戲潛意識」？還是其浪漫的性格過分追求象徵的意義？或者是過度疲乏使之已喪失正常人的思維？抑或是對群眾生命價值的忽略？這最後一條，王軍濤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已承認有紅色教育的原因。我想與封從德探討的是，是否也有科學家思維的侷限？科學的起點，就是「假設」，科學實驗本身就是對環境的「虛擬」。在生物學家的眼中，「生命平等」的概念往往並不意味著把生物、生物社會提升到與人或人類社會等量齊觀的地位，而是習慣於把和自己一樣的人和人類社會等同於生物和生物社會看待。在物理學家眼中，人類的需求很可能被化約為「力的運動」來處理……在一個編程專家那裡，你從處理群眾運動事務中得到的快感是什麼？你有沒有可能在有意無意間，用處理無生命事物的方法，處理人類的事務？六四後你長期處於「無歸屬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如果真的存在一種「移情」的話，人們所讚揚的你的一切優點和長處，又同時將是你的缺點和短處。
也許，我的問題過於苛刻，對於小封這樣受過大苦難的人來說，也過於殘酷。但我認為，如果這個問題得到解答，或許對於今後中國的健康意義更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