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在個人隱私和公共監控等關鍵生活領域中，中德之間存在極大的差異。我自一年前開始以上海紐約大學學術人員的身份在上海生活。父母和我都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我們來自一個人口約500萬人的熱帶城市國家。當我來到人口逾2600萬人的上海時，著實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中國式的自我概念。

此前我曾在德國大學學習過一段時間，並在暑假時在波昂的德國之聲實習。這段經歷讓我習慣了另一種思維模式。

洶湧的人潮

生活在上海的人口總數約為柏林的7倍。每一個小角落都被充分利用。這座城市如同一頭巨獸，其交通更令人望之生畏。中國各地的年節及假期統一，使所有地區的工作時間一致，但也造成節假日期間人潮大規模的流動。

地鐵站設立了控制人潮的圍欄，畫面看上去就像牧場般。由於大量民眾同時間在外活動，摩肩擦踵的人潮使人與人之間無法維持空間距離。在我剛抵達德國弗萊堡時，曾經參加為交換生舉辦的迎新活動，學習"在德國公共空間的禮儀"。活動的目的是讓我們瞭解不成文的德式禮節。其中一條指出，在公共場合中要隨時與其他人保持一臂的距離。

在中國的情況則相反，如果兩人之間存在一臂距離，幾乎是在向第三人發出插隊的邀請。尤其是在交通繁忙的巔峰時刻，地鐵中與人"肌膚相親"幾乎無可避免。當我在德國生活時，若不小心踩到他人的腳會立即道歉，但同樣的情況在中國卻不會有人在意，甚至不期望你道歉。

在上海的街道上，行人必須與騎著電動踏板車趕路的外賣送餐員共用人行道。送餐員騎著無聲的踏板車魯莽穿梭在行人中。習慣秩序的德國人若看到這一幕，大概會不認同地搖頭。在德國的日常生活中，我需要時刻注意的是是否與人保持足夠距離。

德國人的震驚

另一個中德之間的根本差異是對監視攝影頭的看法。當我的德國友人聽說，在上海的公園中-這種應該用於休閒放鬆的地點-甚至會被加強監控，令他們感到"驚訝"和"不可思議"。而中國的監控系統預計在2020年擴大至5.7億枚攝影頭。

德國的監控攝影頭總數不詳，通常裝設在繁忙的地區。根據《世界報》報導，2017年柏林共有1萬4700枚攝影頭，不來梅則只有109枚，是受到最少監控的城市。《世界報》指出，各地的車站約裝設了6.4萬攝影頭，而德國五大機場的攝影頭總數則為1730個。

違規停車？

為了完善監控網路，中國政府目前正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政府觀察公眾在公共場合中的行為並給於信用分數。評分項目包括付款行為、消費習慣、是否違規停車或闖紅燈，當然還有對黨的忠誠度。民眾會依照個人表現獲得高低不等的評分，不遵守規範者將被禁止旅行或無法獲得銀行貸款。高分者則被鼓勵結交其他高分者，以提高信用評分。

阿里巴巴、攜程、華為、騰迅等企業通過旗下手機等方式蒐集到的客戶訊息，成為了中國政府的龐大資料庫。個人的飲食偏好或閒暇及假期的活動-這些數據都是能挖掘出個人行為模式的寶礦。中國民眾因此積極按時支付帳單並遵守法規。

個人隱私vs安全

德國的法律系統則幫助民眾保護個人隱私。德國的16個聯邦州都設有數據保護局，《基本法》的第十條也明文寫道："書信、郵政及電訊秘密不可侵犯。"但我認識的許多中國人並不重視這項隱私，他們願意以個人隱私交換政府承諾的舒適與安全。而在德國及西方國家中，喬治‧奧威爾在其小說《1984》中的名句"老大哥正在看著你"幾乎是監控的代名詞。但正是這樣的監控令許多中國人感覺心安。

作為在中國的外來者，我也無可避免的加入被監控的行列而且必須盡力調適，如同適應糟糕的空氣品質那般。回想起在柏林和弗萊堡幾次被騷擾的經歷，我更能將監控視為一種能賦予我安全感的工具：如果真的發生意外，至少警方能通過監控攝影找到犯人。

當然我並不希望一個國家以飲食、購物地點等含糊標準衡量我個人的存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