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0307 Interview Kubin
2009年7月3日![](https://static.dw.com/image/2619477_800.webp)
顧彬教授向來以直言不諱聞名,在過去的數年中,他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抨擊也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響,至今仍未平息。
德國之聲:您為什麼要用體裁劃分的方式,來編寫這部中國文學史?
顧彬教授:中國文學非常豐富,中國歷史非常非常長,如果不分體裁的話,那我怕我們對中國的詩歌、散文和小說不一定能夠進行全面的介紹,也不能說明白為什麼那些代表作品有那麼偉大。所以我也是效仿那些日耳曼文學家,他們過去寫德國文學史的時候,都是集中在一個體裁之上,比方說德國詩歌史,德國小說史,等等。
德國之聲:那這幾個體裁中您個人最喜歡什麼呢?
顧彬教授: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中國的詩歌和散文,因為我自己也寫詩歌和散文,我覺得中國的詩歌和散文是非常了不起的,屬於世界文學。
德國之聲:您覺得評價一個文學作品好或是不好,應該有什麼標準呢?
顧彬教授:第一我從語言來看,第二是形式,第三是內容。如果一個作家老用別人用過的語言,如果創作形式沒有新意,如果他的思想都是老一套的話,那這麼一個作家只能讓我感到非常無聊。所以一個作家應該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創作形式和自己的世界觀。
德國之聲:您曾經提到,中國自從1949年之後,基本上沒有多少優秀作品,您覺得原因是什麼呢?
顧彬教授:我沒有說過49年以後沒有優秀作品,比方說58年發表的老舍的《茶館》,老舍六十年代最後寫的一部作品,雖然沒有寫完,但也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說。另外,我還非常喜歡王蒙五十年代寫的小說,從今天來看還是值得讀。另外,80年代中國無論是詩歌還是短篇、中篇小說,有一些代表作今天也是可以再看一看的。其中一些我們也可以歸入世界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是到了92年才慢慢開始。因為89年前後,中國作家自己背叛了文學,他們為了賺錢而下海之後,放棄了創作。這也是為什麼不光是我,好多德國漢學家都對中國當代作家抱有很大懷疑的原因。
德國之聲:您剛才也說到,比如說老舍的作品,還有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世界文學,那麼歸入世界文學的標準是什麼呢?
顧彬教授:我的標準很簡單,還是語言、形式、思想。我的標準是中國49年以前的優秀作品,比如魯迅;我的標準是德國45年以前的文學作品;此外,顧城、北島、翟永明等詩人,80年代的一些小說家,也是不錯的,也可以看成一種標準。
德國之聲:您曾經批評過中國最近幾年的一些文學作品,比如《狼圖騰》,還有一些類似棉棉、衛惠這樣的"美女作家",但是他們的作品今年在法蘭克福書展之際,也先後翻譯成德語,在德國出版。您覺得這些作品儘管您評價不高,但仍然有推薦給德國讀者的必要和意義嗎?
顧彬教授:我應該從客觀的角度來回答你的問題。我是主張精英的,但要所有讀者都認同我是不可能的,很可能大部分讀者都覺得我有問題。 德國大部分讀者都想讀通俗文學,對他們來說,莫言、余華、蘇童、棉棉、姜戎他們都代表中國通俗文學。如果讀者不想看語言作品非常高的作品,我也可以理解,我不反對他們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看他們的作品。
德國之聲:您剛才也提到,您原本很不喜歡冰心的作品,但是過了很多年之後再讀的時候,卻又發現她的東西還是有可取之處的。那麼有沒有可能您再過多年之後,回頭看現在的一些中國文學作品時,也會有不同的評價呢?
顧彬教授:我覺得不大可能。因為中國當代的一些作家,特別是小說家,他們的語言水準都太低了。當時我看冰心的作品是看內容,但是當前的一些中國作家我都是看他們的語言和思路。他們沒有什麼思想,語言水準也太低了。另外他們寫作都是匆匆忙忙,莫言的《生死疲勞》是40多天之內寫完的,另外一部作品是90天寫完的,一個德國作家一年才能寫出100頁來,莫言能在兩三個月之內寫800頁出來,從德國的角度看,他很有問題。
德國之聲:您說自己有一種向德國介紹中國文學的責任感,是不是不管好的不好的您都要介紹給德國?
顧彬教授:不論我對某一個作家重視與否,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都應該介紹。所以在我的《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討厭的作家和作品。
德國之聲:讓我們再來談談今年的法蘭克福書展,因為中國是今年的主賓國,但是書展還沒開幕,中國就已經受到了強烈的批評,比如說,這次書展期間翻譯出版的書、包括前來參加書展的作家,都是中國官方挑選的,而您個人比較欣賞的北島,就不在被邀請之列,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顧彬教授:我們也應該冷靜地談一談這個問題。為什麼呢,北島現在是美國人,所以他還能夠代表中國大陸去嗎?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聽說這次莫言、余華他們也來,但是我們不能說他們完全代表中國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整個國家,他們也有自己個人的立場。所以也有人說,莫言會通過他的小說批評中國的現狀,如果他的批評有道理的話,中國還是邀請他來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是勇敢的,是不錯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再用非白即黑的看法來談中國和德國的情況。
德國之聲:您以前說過,中國的作家中缺乏敢於說話的人,劉曉波其實就是一個敢說話的人,但是他不久前剛剛被中國當局正式逮捕了。中國也因此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批評,您怎麼看?
顧彬教授:不應該逮捕他,這是個錯誤。他對中國的批評從我們德國人來看,還算不上什麼批判。原本中國應該接受這些批評的,但是我估計有一些人還是覺得中國目前非常弱,好像把劉曉波看成一個強者。這說明中國內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國給我們一種感覺,就是中國的領導層覺得自己太弱,不夠自信。一個劉曉波是不可能改變中國的。
德國之聲:您曾經說過,政治應該和文學分開,但是從劉曉波的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出,政治和文學是很難分開的。
顧彬教授:政治和文學這兩個方面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從49年以後,中國作家越來越忽視語言的重要性,而把他們的作品變成政治的工具,這就背叛了文學。一個作家的首要任務是為語言而服務,如果他為語言服務之後還有力氣關心政治的話,我不反對。
德國之聲:最後還想問問您下一步在學術上有什麼打算。
顧彬教授:我應該先收拾收拾我家、我的圖書館,思考將來做什麼。因為我大概還能活個三、四十年,那這三、四十年之內我還能寫不少書,我可能將來會寫一本關於李白的書,因為西方目前還沒有;也可能會寫一本關於蘇東坡的書,德國也沒有。
採訪記者:雨涵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