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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兩週年:從「法庭」看香港變化

Phoebe Kong | 李宗憲
2022年7月1日

香港《國安法》實施兩週年,對社會各界有不同衝擊。面對不明確的「紅線」,許多民主派、社運人士甚至媒體從業人員都如走鋼索般小心翼翼。德國之聲藉由觀察法庭的改變及法庭線路的記者動向,瞭解香港這些年的變化。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Hong Kong
香港審理刑事案件的法院由低至高分別是裁判法庭、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圖片來源: Kin Cheung/AP Photo/picture 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許多民主派及社會運動人士身陷囹圄或官司纏身,因此在過去兩年間,他們的身影常出現在香港法庭。而對新聞工作者而言,法庭——則成為能瞭解民主派人士的動態或能近距離接觸他們的少數地點。另外,每逢大案庭審,民主派陣營人物也會到場旁聽,庭內隔空交流,庭外聚首寒暄,法庭儼然已成為香港少數能齊集反對派的場合。

香港審理刑事案件的法院主要有四類,由低至高依法是:裁判法庭、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所有案件起出會先在最初級的裁判法院提訊,而政治和社運案件,大多都會在最新建成的西九龍裁判法院處理。隨著國安案件愈來愈多,對於不少記者來說,這裡已經成為每月必到之處。

除了面對日益增加的政治和社運案件,對香港記者而言,他們還可能面臨自身同事在法庭上轉換角色成為被告的情形。

香港記者梁嘉麗6月25日在臉書撰寫一篇關於前法庭記者Chris的文章:「這麼多年跑法庭新聞,她從沒想過自己的同事會坐在犯人欄內,同事上庭她儘量抽身聽審,縱然每一次都是那般難受。『他們都瘦了,每次跟他們隔著欄說bye bye,真的很難過,以前在公司成日見,見他們還多過見我阿媽』。」

法庭線路記者驟減

寫類似的報導雖然背負沈重壓力,但這是法庭線記者的日常。在香港媒體擔任法庭線路的記者人數正急劇下降,隨著《香港蘋果日報》停刊,《眾新聞》及《立場新聞》等獨立媒體關閉後,在主流媒體專跑法庭線路的記者正在減少。

梁嘉麗在其臉書寫道:「社會運動後,法庭新聞由很離身,變成貼身,身邊總有一些人正在面臨審訊,少了《蘋果》,她說的確是少了前線記者做報導,重要案件被報導的機會少了。」

香港首宗《國安法》訴訟再香港高等法院開審時,多名警察在法院外戒備。(資料照片)圖片來源: Isaac Lawrence/AFP/Getty Images

德國之聲觀察到,隨著數家較關注政治案件的敢言媒體相繼倒下,法庭內的記者席沒有昔日擁擠。過去廣受關注的國安案件,記者席的號碼票一票難求,曾經要提早好幾小時到法院排隊,甚至連觀看直播的房間也爆滿。但現在因為人數漸減,及至近日,已癒來愈容易取得旁聽席位。
前《香港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首席記者陳玨明也向德國之聲透露,這些已停業的傳媒機構在法庭線路的記者上,投放很多資源,如今只能由這些離職的記者自己成立新的媒體,關注法庭新聞。

像是香港自媒體《法庭線》就是由一群香港前法庭記者所創立,他們在法庭現場觀察並記錄。但陳玨明指出,他們所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資源,他說:「最大困難的就是沒錢,以前每個月領薪水,可以放心去聽法庭案件寫報導,甚至從早上聽到到晚上,現在就很難。」

新聞記者的綠洲?

事實上,法庭線路的記者,比起其他線路的記者更瞭解「紅線」在哪,因為法律明確規定,法庭內有哪些內容能報導,哪些不能。陳玨明解釋,許多案件在法庭裡都是公開的,因此記者比較容易去判斷,哪些內容可以報導,並把法庭上出現的事實寫出來。他說:「但換到其他地方,你不知道受訪者講的話是不是會踩到『紅線』。」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則認為,法庭線路的記者在報導上,有很大程度要看法庭如何處理案件,其實也有很大部分,受限於法庭限制。他向德國之聲舉例:「法庭有很多內容都不能報導,像是取保條件的提訊可以聽,但不能寫報導。」

逆風下的狹縫:香港記者覓劫後新生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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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法庭內,記者通常只能以紙筆或以電腦打字紀錄,不能拍攝、錄音或素描,所以僅能以文字形容庭內被告和各方的神情和動態。但根據德國之聲的觀察,隨著法庭愈趨嚴格,庭內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有所減少。

在《國安法》實施初期,旁聽席和被告欄趁著休庭期間互相喊話的場面很常見,市民在報導中也能讀到不少被告的零星說話。後來法官對於這些交流的管制日漸嚴厲,庭警和保安也會出言警告和阻止。

愈趨嚴格

根據德國之聲記者的觀察,甫踏入法院大樓內,所有人士必須先經過安檢——就像在機場出境,把背包和電子產品放在膠籃子裡送進X光行李掃瞄機,人則要通過金屬探測器。西九龍裁判法院則是在2021年底才引入類似規定,是繼高等法院後,第二家強制安檢的法院。

另外部分較為矚目的敏感案件,在重要庭審日子,更可能在法庭外進行第二次安檢。這些森嚴的保安措施,在香港都屬罕見。

在香港還有一些出席政治案庭審的骨幹成員——他們是稱為「旁聽師」的星斗市民,時間久了,部分面孔也開始為人認悉,但他們也開始成為受壓的對象之一。

有法官曾下令戴著疑印有示威口號縮寫的黃色口罩的律師和旁聽公眾離開法庭,理由是法庭並非表達政治訴求的地方。另外,今年四月警方拘捕數名旁聽人士,並起訴當中兩人「發表煽動文字」罪,涉嫌在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其中一宗「六四」案判刑時拍手和叫喊。此後,庭上公眾的表達明顯收斂了,無論公眾席或犯人欄內,不少人不敢以言語文流,只是比手勢和以口形傳意。

唯獨《蘋果》案和《立場》案提訊,法庭內是最多「記者」聚首之時——縱然當中許多人因案件已失去記者身份,連坐記者席的資格都沒有了。這些另類的記者圈「聚會」,反映了現今香港的政治現實,也成為新聞界的日常之一。

蘋果日報最終章:香港敢言媒體的殞落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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