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明報》報導，陝西漢中市一間私立幼兒園的業主昨晨持菜刀衝入課室亂砍，導致7名兒童、2名成人死亡，11名兒童受傷，其中2人傷勢嚴重，疑凶隨後服毒自殺，動機懷疑與租務糾紛有關。

報導寫道："這是內地50天內第6宗傷害學童案，死傷累計已近百人。雖然中央一再要求加強校園保安，但仍難防「內鬼」傷人。內地傳媒昨日被要求按新華社通稿報導事件，不得擅自派人採訪。

《明報》同時發表的評論文章題為《自制定時炸彈 政府愚不可及》。評論寫道："又是一場血腥的校園屠殺，又是一次嚴密的新聞封鎖，只是昨天陝西南鄭幼兒園殺童案的相關留言刪除，較以往同類事件做得更加乾淨利落，連百度漢中吧網民都發出怒吼：「連說說都不行，還讓不讓人活呀！」也許有人說，這種消息被封閉是正確的，不然模仿跟風的更多，但其實，如果說都不能說，出問題的人會更多：正是因為報導被關注，才能引起社會的警醒，正像有網民所說，個人、社會都有問題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評論接著寫道："孩子是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一個精神正常的人，無論有什麼不幸，都沒有理由把屠刀指向無辜的兒童。但不幸的是，中國社會中日益充斥的暴戾之氣，以及少數國人內心深處無藥可救的惡質人性，竟令這種冷血的恐怖戲碼頻繁地在神州大地上演，其凶殘程度連美國校園血案的槍手都要自愧不如。自覺無希望就去毀滅其它人的希望，固然卑劣，但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毀滅了如此之多的希望，何等的社會不公製造了如此之多的失意者（loser），卻是值得社會每一個成員深思的。如果說城市的激烈競爭易讓人產生偏執狂之類的精神病的話，廣大農村基層黑惡勢力與警匪勾結，生活的窘困，更能讓人產生無助感。而在這方面，政府的打壓上訪、限制言論，正是在製造更多這類潛在的「定時炸彈」。當川震受打壓家長表示，「此刻我思念的是炸藥與槍」，豈不令人不寒而慄嗎？"

評論最後寫道："國民的心理健康程度某程度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程度的反映，由是觀之，社會的公平正義也關乎國家的安全，而像打壓受害者、封鎖慘案消息，只會讓人們將原本集中在對無良奸商、冷血殺手的仇恨，轉移到政府頭上，是愚不可及的行為。"

「三寬」部長朱厚澤去世

另外，八十年代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逝世。朱厚澤是中共建國後任期最短，然後卻是聲望最高的一任宣傳部長。《香港經濟日報》刊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的文章，文章題為《朱厚澤遺下「三寬」 中共應珍惜》。文章寫道："朱厚澤的「三寬」，出自他的文章《關於思想文化問題的幾點思考》。他的原話是：「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松、有彈性一點。完全鋼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斷裂的，它不能抗衝擊。」（人民日報1986.08.11第7版）"

錢鋼的文章寫道："朱厚澤隨胡耀邦下台而去職，離開政治中心。然而他從未放棄對中國問題的關注和研究和對中共自身改革的思考。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走上經濟突進，政改滯後的畸形發展道路。對於一種崇拜權威、崇拜國家、醉心於舉國以赴集中資源辦大事的傾向，他敏感而警覺。1999年，他在《方法》雜誌發表著名的《以社會為主義，為社會而主義》一文，尖銳指出：「社會主義者，以社會為主義，為社會而主義。不要把國家主義誤認為社會主義，進而去崇拜那個國家主義……這是一個全面的、普遍的回歸社會時代。回歸社會，就是社會的問題主要由社會自身去解決，也就是由各種類型和各個層次的社會群體自己去解決，而不是由國家包辦。」2009年3月，在紀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朱厚澤寫道：「經濟體制改革有兩條路線，一個是富民的，一個是富官的。現在名義上是搞國家富強，實際是壓榨老百姓……國家這些年來，經濟確有發展，但一邊是政府大量提取資金，政府行政費用大幅增長，同時產生大量腐敗，另外一邊老百姓應該得到的實惠沒有得到，而且貧富差距在拉大……事實上，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勢必走到邪路上去，本來想富民，結果富了當官的。權力沒有制約，就要利用市場為自己撈好處！"

錢鋼的文章接著寫道："朱厚澤反對新國家主義，呼喚公民社會；反對「富官」的權貴資本主義，呼喚「富民」的健康市場經濟。2008年，中國出現了關於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觀」的爭論。他的文章提到，「一些人站出來，要對普世價值觀加以討伐、加以批判。我們官方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人，也在正式的院報上發話了，也在批普世價值。他們有個說法，就是強調甚麼『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這是不是對普世價值作回答呀？為這件事，我們一些老同志一起議論過。大家的意見完全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絲毫讓步，就是要旗幟鮮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改革開放就是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回歸歷史！回歸常識！回歸人類共同價值！想離開這個東西另搞一套，搞出來是甚麼結果，我們過去的歷史已經完全證明了。」"

錢鋼的文章最後寫道："「我們一些老同志」，就是中共黨內像朱厚澤那樣一群憂國憂民的高級幹部。在香港出版的杜導正先生日記《趙紫陽還說過甚麼？》一書中，我們也看到過這些令人敬佩的長者。他們親身參加過中共反對國民黨專制的鬥爭，對中共建政後的教訓有切膚之痛。他們曾聚合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周圍，為改革開放沖鋒陷陣，建立功勳。……他們為中共的轉型留下了珍稀遺產，這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義的精神。今天的領導層，能認識這些資源的寶貴價值、並將這寶貴資源轉化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強大動力嗎？"

摘編：李華（香港特派記者）

責編：達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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