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在香港民主派和北京之間的爭執，香港《信報》日前發表社論指出，在政制發展問題上，香港的籌碼不多。《信報》的社論寫道：「在爭取民主改革上，訴諸民意和群眾壓力是最直接和最有力的表達訴求，但北京從「中」英前途談判開始就表現出「不吃這一套」的姿態。況且，上街爭取民主的群眾並不是特區政府的支持者，中央更不願意向他們讓步。香港的另一張王牌是國際輿論。英國及美國等西方大國都已公開表態支持香港實行民主，但北京也多次重申香港政制發展是中國內政，外界不得說三道四。換言之，西方社會的聲援僅是道義上的支持，在談判桌上根本起不了作用。」

社論說：「香港最重要的籌碼，歸根究底仍然是對中國的價值。但與十多年前比較，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已不大如前。……如果香港政制失控，北京認為不能容忍，中央政府會採取強硬手法對付。所以，香港手上的籌碼並不多，特區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很低，這是本地政治團體必須正視的現實。」

《信報》社論關於北京可能使用強硬手段對付香港民主派的預言，本周一很快就被北京自己透露的消息所證實。本周一，親北京的香港《文匯報》和中立的《星島日報》同時刊登消息，稱民主派若玩火過頭，北京可能解散香港立法會。《星島日報》的報導寫道：「港府政制發展專責小組首次訪京後，中央透過新華社文章強調，要由愛國者治港，政制發展要鞏固及完善行政主導等原則。對於政制發展的討論，接近中方的消息人士直言，從「護法」等言論種種跡象可見，要二○○七、二○○八年普選，根本並無可能；……消息人士預計，九月立法會選舉前，中央不會提出任何具體方案，也不會採取過往的對抗政策，以免激起反彈情緒，反為民主派增加選舉及政治本錢。但他直言，中央已作了民主派取得半數議席、控制立法會的最壞打算。不過，他提醒，若民主派逼中央陷入「死局」，中央唯有使出「撒手招」，對香港行使強硬收緊政策。……他指出，彭定康九二年來港後，在未與中方取得默契前，單方面公佈政改方案，與中方關係僵持，及至立法會在九四年通過《九五年立法會選舉條例》後，人大常委會於同年八月，采納「另起爐灶」建議，宣佈成立預備委員會，在九七年成立臨時立法會。十年後的今日，中央是否同樣打算「另起爐灶」，消息人士沒有明言，但他強調，中央會備留一把「刀」，逼不得已時使用。」

與此同時，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本周在香港《信報》和新加坡《聯合早報》同時發表文章，題目是《考量香港民主不能鼠目寸光》。文章寫道：「大陸方面從來就沒有否認要在香港實行民主政治。兩地爭論的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和在什麼時候啟動民主化進程的問題。這種爭論實際上反映的是兩地將會發展成一種什麼樣的政治關係的問題。內地考量的主要是『一國』的問題。……確切地說，大陸要掌握香港民主化進程的主導權。在這個思維構架內，香港的民主化問題具有了主權問題的內涵。……很自然，在主權概念下，一些人不免表現出一種很強的傾向性，即把香港人的民主化要求和『不愛國』甚至『分離』聯繫起來。另一方面，香港內部也有其本身的政治較量。儘管還沒有民主化，但政治多元主義已經成為現實，並且這種政治多元主義即使在香港現存的政治構架內也是可以合法地表現出來。這和即使有多元政治利益，也不能得到合法的表達的大陸不同。」

鄭永年的文章寫道：「很明顯，如果大陸方面堅持不容許香港加快其民主化進程，大陸肯定是會成功的，而香港民主人士的成功希望可以說非常渺茫。隨著兩地經濟整合度越來越高，大陸對香港的影響越來越大，並且越來越對香港構成制約。就是說，『一國'與『兩制'間並不均衡，『一國'力量遠遠大於『兩制』的力量。……香港的回歸完成了國家統一的大局。現在的大局就是『一國兩制』的生存和發展。如果台灣問題要得到和平的解決，特別是要在『一國兩制』的構架內得到解決，香港民主化是個關鍵。現在看來，台灣問題和台灣的民主化相關。但不能因為台灣民主化導致分離力量的崛起就恐懼香港的民主化。很難想像，在『一國兩制』的政治構架下，香港的民主化會導向分離主義。」

鄭永年最後寫道：「理性的選擇應當是利用香港的民主化來為以『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鋪路。再者，也必須把香港的民主化提高到中國國際戰略的高度。香港的民主化也是中國國際形象問題。不管民主政治有多大的消極面，迄今沒有一個國家拒絕民主的價值，也沒有一個國家不接受民主而可以成為大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一個大國角色。......延遲甚至阻止香港民主化會是一個非理性的決策。相反，大陸必須扮演一個主導的角色，積極地和香港各方面的力量協商，確立一個民主化的議程。議程的確立並不是說民主的到位。......但確立民主化議程的正面意義非凡。它會讓香港人看到一個希望，讓兩地關係走上一個良性的互動，讓香港在中國總體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也讓國際社會看到一個民主中國的希望。」

（德國之聲香港特約記者：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