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俄羅斯相比，中國年輕人才層出不窮

30年的高考，培養出大批的人才。莫斯科大學一份最新的報告表明，俄國高等教育每年能為俄羅斯提供20萬名左右的科研人才，但是由於科研經費的缺乏，這些人才大部分流失，到2010年，俄科院42％的院士年齡將超過60歲；相比之下，早在1995年，中國接受科技、機械、農業和醫學等相關高等教育的人才就突破了180萬，2000年更是增加到了330萬，與之相對的是，中科院的絕大多數院士年齡低於45歲。中國在人才儲備以及年齡結構上都有了相當的優勢。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科研的投資比重也逐步加大：94－98年間，研發經費只佔全國GDP的0.6-0.7%，到了2006年，這一比例就提升到了2.5%。高考不但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大批高素質的人才，也使得「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理念深入人心。

30年兩包到兩自的轉變

高考30年，完成了從所謂「兩包」到「兩自」的轉變：具體的說，也就是從國家包學費包分配，到學生要自費上學，自主擇業。對此，北師大教育學專家鄭新蓉教授認為，這30年，中國不僅僅是教育制度在變，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整體都是在變。從總體來看，「兩包」到「兩自」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漸變過程。

中國高等教育是否貶值了？

2007年高考的考生人數是與比利時全國人口總數基本相當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創造一個神話：創造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1977年全國高考報考人數為570萬，這與今年全國高校的計劃招生人數意外的巧合；不過30年前的錄取比例是1：29，如今則是1：1.7，高等教育的迅猛發展可見一斑，但是這一切會不會給人一種高等教育貶值的感覺呢?

鄭教授說：「當年不管上了什麼樣的大學，基本生計是有保障的。而如今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使得你即使上了大學，哪怕是最好的大學，也不意味著你進入了保險箱，還要取決於你的能力，你的專業，這點與30年前相比是變化相當大的。」

高考是個好辦法嗎？

30年來，高考已經從創立之初的考試制度、人才選拔制度，被提升到了重建社會公平與公正的高度。儘管對高考褒貶不一，但是國內某知名網站一次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有75.47％的被訪問者認為，如今的高考制度「是有缺陷，但仍然是目前最好的辦法。」高考也嘗試做了很多改革，包括允許招收自費生、實行標準化考試、各地市自主命題，但是高考似乎始終與人們所期待的素質教育有一定的差距。

鄭新蓉教授對此也有自己的看法：「這是因為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個原因在於中國從來就有應試的傳統；第二個原因在於，雖說考進大學已經不意味進了保險箱，但高考依然是社會底層的人得到一份比較理想工作唯一的出路。不管是用人單位還是公務員招聘都是以『文憑』為基本砝碼的，是找工作的必要條件。現在北京市要招聘駕駛員都需要有大專文憑。過去也許只有國家幹部、國家公務人員、學者需要有大學文憑，但是現在即便對普通職業者來講，大學文憑也是必須的，所以說高考不可能完全按照素質教育的理想模式來發展。就中國的教育現狀而言，素質教育只能是一個倡導方向，一個目標，但是就近期而言，它還只是理想化的模式。」

是否要改變嚴進寬出體制？

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大學更關心的是「就業率」而不是「畢業率」，實行的是一種嚴進寬出的教育制度，相比之下，歐美國家則是「寬進嚴出」的教育制度。德國大學的平均畢業率常年在20％以下徘徊。鄭教授認為，可以在小範圍內進行一些試驗，嘗試「寬進嚴出」的模式：「比如說，對一些非常好的學校，我們一直用一種推薦加考試的模式，甚至推薦的比重佔得更大。但是就整個中國社會而言，迫於就業的壓力，迫於整個社會的誠信程度，在應試教育的軌道上急剎車，恐怕會帶來很多想不到的問題。」

鄭教授表示，其實中國現在也逐漸在「寬進」。從長遠來看，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會向歐美「寬進嚴出」的模式靠攏，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張試卷定終身」是既不合理又不科學的。但在目前的環境下，同時也由於缺乏一些比較好的試驗的基礎，「寬進嚴出」的改革還是要慎重為好，畢竟普通老百姓將高考視為一次「翻身」，媒體也在大肆渲染30年前「翻身」的高等教育。高考在中國已經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成為了一種文化。而向歐美靠攏還取決於很多方面的條件，包括社會就業機會，中學教育的誠信與可靠，而且30年來，高考也培養了一大批利益集團，未必改革起來那麼容易。

加分和保送：是否不公平？

針對目前少數民族學生、三好學生以及特長生的加分，以及保送生的存在所引起的爭論，鄭新蓉教授站在教育法學家的角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這同樣存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對資優的貧困學生採取各種的幫助，這是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慣例性的東西。另一方面，對特殊群體實行加分，也是各國高等教育比較普遍的政策。當然給邊遠地區的人一些照顧，給少數民族一些照顧也是合理的，由於他們的整體經濟文化發展有些滯後。我個人認為這是『通過傾斜實現公平』，是看起來不公平，但通過特殊扶持實現公平的一種政策。即便通過法律層面也有這樣的含義，因為我們的教育法和憲法中都有扶持少數民族的規定，這是和國家的基本方針政策一致的。當然有些院校為領導幹部的子女，大企業家子女加分，則是明顯有違教育公平原則的。」

回顧30年前的高考，鄭新蓉教授別有一番感慨：「30年恢復高考，對當年包括我在內的人，當時想的並不一定是轉變命運，真的是覺得獲得了一個讀書機會。在一個缺乏系統教育的年代，很多人想的並不是為了上大學而獲得什麼，而是真的如飢似渴的覺得進入了一個知識的殿堂。但是客觀上發展起來，我的命運和那些沒上大學的同齡人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那是一種共和國時期的精英教育模式，這種教育、這種軌跡發展到今天，其中裡邊很多實質性的內容已經變化了，包括學校規模、教育品質以及學生出路，77－78年的大學生已經自然成為了社會的所謂棟梁人才。但是現在如此大規模的招生，這中間還有一個更殘酷的淘汰機制，讓一部分人即便在脫穎而出之後，未來的10年在工作崗位上依然面臨著殘酷的競爭。而30年前的那批人，參加高考成功了之後，至少不用為工作發愁，這恐怕也是30年對比最大的區別。儌倖、慶幸、更多的是要冷靜，高考30年前給少數人帶來的變化，在30年以後則完全不同了，所謂『高考改變命運』的說法，在提出來的時候要更加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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