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高行健與旅居倫敦的詩人楊煉受德國學術與教育基金會的邀請，參加了書展上一場以"在兩種文化中生活與寫作--交界處的家園"為主題的討論會。

討論會的開放式會場位於法蘭克福書展國際展區。會場座無虛席，許多人站在四周、甚至席地而坐，傾聽高行健與楊煉的這場發言與討論會。媒體記者的長槍短炮也紛紛對准了兩位嘉賓。尤其是中國自由記者與作家戴晴從觀眾席走上講台，與高行健擁抱時，更是讓台下的記者們一陣猛拍。書展組織方彼得‧裡普肯也在討論會前發表致辭。

作家給自己設限是荒謬的

高行健說，他主要的作品應該說都是在離開中國以後完成的，雖然有像《靈山》這本書是82年就開始寫作。但在當時寫的時候，他就已經在中國遇到了很多問題，發表、出版都遇到阻礙。高行健說，除了官方允許發表的限度以外，作家自己還會自己設限，自律。但儘管有這個自律，他在中國時的一些作品仍然被禁止。他笑著說，所以他覺得這個自律也是很荒謬的事情，沒有必要再作自律。

高行健說，《靈山》之所以是他寫得比較盡興的作品，就因為他在中國開始寫的時候，就沒有指望這本書在他有生之年能得以發表。後來，他接受德國一個基金會的邀請，在歐洲休創作假繼續《靈山》的寫作，也沒有想到這本書要出版發表。

作家只是一個脆弱的個人，但他是一個創造者

"在政治面前、在社會面前，作家只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脆弱的人。他不可能改變這個社會，改變政治。我認為，個人面對這些是無能為力的。但是作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他面對只有紙和筆的時候，如果他內心自由的話，創作就從他的筆下開始。這個創作可以不顧及一切的阻力，和社會條件的限制。"

高行健舉例說，詩人但丁流亡法國後寫作了《神曲》，劇作家哥爾多尼離開了美好的威尼斯流亡，創作出經典作品。而今天提起義大利文學，誰也不能繞開哥爾多尼和但丁。高行健說，母語，祖國語言，正是這些孤單的個人，孤單的作家，在歷史的長河裡創造的。

"真實是作家的價值觀"

高行健說，無邊的自由，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思想的自由是存在的。在任何時代，且不要說在一個極權政治下，或者在某種政治壓迫、社會、宗教約束下，就是在一般的情況下、在當今的民主社會裡，人也並沒有充分的自由。他笑著說，市場就不給你自由，市場就是一個巨大的壓力。高行健還特別指出，政治正確就像是一個緊箍咒，它約束人的思想。可作家卻是這麼一種獨特的人，他存在的條件就是思想的絕對自由。但是："思想的絕對自由，並不意味著，他沒有一個確認的價值觀。思想絕對自由的背後有一個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我以為，對一個作家來講最廣泛的價值觀就是：真實。他所面對的問題是不是真實的問題，他所面對的回答是不是真實地回答。以這種真實，以作者是不是真誠地把問題擺出來，還是唬弄他的讀者，包括唬弄他自己。所以真誠是作家的倫理，真實是作家的價值觀。"

文學與商業化

高行健還談到對文學商業化的看法。他本人同時還是一位畫家，並且"以畫養文"。他說："如果把寫作當成職業，用這個來吃飯，我想最好放棄這種寫作（笑）。我自身的經驗就是這樣。我之所以還寫，首先就是想到不是把它作為一個職業來謀生。從事這樣的寫作，我把它叫做冷的文學。因為它跟市場不聯繫在一起的，它首先是內心的需要。 "

高行健笑說，書展是一個書市，他並不反對賣書，也不反對暢銷書、商業推廣，因為書籍還有另外一個層次，即文化消費的層次。

外在的控制與內心的禁止

詩人楊煉在發言中贊同高行健"作家不應自我設限"的說法："如果說，作家要粉碎一種外在的控制，外在的禁止，首先要粉碎自己內心的控制和禁止。要爭取內心的自由。"

楊煉說，流亡使作家獲得了自我、語言和文學的自決。同時，在文化的交界處，作家能夠獲得中文與外文的雙重滋養。在問及，詩歌這樣一種文學體裁，是否是可譯的，楊煉說："詩歌是一棵有根之樹。我的詩在被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時，我希望它是從同一個根上長出的另外一棵樹。也就是說，我的譯者在翻譯我的詩的時候，他不是只翻譯表面的詞匯，他要穿透詞匯，把這些詞匯變成一個裡程，找到原來的樹根在哪裡。然後用同樣有能量的語言，在譯文裡把它表達出來。"

楊煉還強調詩歌、文學的純粹性。他舉了中國古典詩詞的例子："中國古代詩歌為什麼精彩？不只是因為杜甫早就把我的流亡寫盡了，而且還因為中國古典詩歌有那種極端、極端完美的形式。那麼，雖然我們不能用古典詩歌的形式寫詩，但是他給我們提供了美學的標準。我們在自己個人的意義上，還要向那個方向生長和發展。最終達到一種純度。"

討論會結束後，許多觀眾拿著兩位作家和詩人不同語言版本的書作，請兩位嘉賓簽名。一位年輕的德國女孩對楊煉說，您的這本書是我讀過的最好的作品。

16日晚間，兩位作家還在法蘭克福舉辦了一場作品朗誦會。

作者：苗子

責編：達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