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又有多少人被迫提前退休？發生了多少礦山事故？多少工人進行著抗議？是誰逮捕了這些抗議的組織者？「三個代表」的代表們拒絕對此提供答案。抗議的工人被稱為「暴亂分子」，而報導這些事件的人又是「反革命」」。

然後，鮑彤又提到了1989年的民主運動，他寫道：

「在非民主的中國，大學生的情緒是最重要的政治晴雨表。大學生來自社會各階層。他們的行動反映了社會的主流意見。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及其支持者的抗議示威，反映了人們希望結束集權統治、實行民主、根除腐敗的共同願望。而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最令人悲痛的民意測驗。」

鮑彤在其評論的最後以明確的言辭與中國共產黨和「三個代表」的理論進行了徹底的清算。

「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時候，它還可以標榜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化身，肩負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然而，50年過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以及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也越來越受到質疑。「三個代表」是拯救一黨專制體制的一種嘗試。可以懷疑社會主義，但卻不能懷疑「先進的生產力」。可以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但卻不能不相信「先進的文化」。中國共產黨不再代表工人和農民，而是包括紅色資本家在內的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至於中共當中富有的黨員們是否將繼續保持紅色，則完全取決於他們是否承認一黨專制的體制。對「紅色資本家」的認可與推行民主毫不相關。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保持其特權，而不是提倡多元化和依法治國。他們的使命是專制，而不是政治改革。這首先體現在「三個代表」的理論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