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匯報」的文章說，大多數代表是政府官員和幹部，因為當人民代表是一種榮譽，可以帶來許多好處，卻很少承擔義務。他們的任務是聽取訊息，建立聯繫，出席會議，舉手通過各項政府計劃。文章接著寫道：

「中國的改革派人士最憎恨人大的懶散，他們希望這個共產黨之外的唯一代表機構能成為真正的立法和監督機構。政治學家提出的改革人大體制的建議中，至少有一項改革現在已經開始：人大常委會將增加20名委員，他們都是經濟或法律問題的專家。這一舉措被看作是一項進步，因為中國需要頒布一系列與市場經濟和世界貿易組織接軌的法律。

政治階層的期望和行政改革的進步並不是『普遍』老百姓的話題。中國人更多關注的是去年十一月的黨代會，他們知道，真正重要的決定是那時做出的，新聞界不可以討論當前即將發生的人事變動。

當記者問及人大代表在議會的工作情況時，他們也列舉政府的戰略目標，扶貧和社會保障等，從不提及選舉。人大代表、工業城市安陽市市長在談到對新政府的希望時說，朱熔基政府給中國帶來了年平均8%的經濟增長，他希望新政府繼續這樣做下去。」

法蘭克福匯報的這位記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談的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她注意到，這次發出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來自中共黨內，他們在試探黨的新領導人胡錦濤能給予他們多大的活動空間。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一步是實現對政府的有效監督，以遏制黨和政府內泛濫成災的腐敗現象，一些報紙雜誌也開始敢於報導具有爆炸效應的政治題材。法蘭克福匯報的文章寫道：

「變革的浪潮也觸及黨的幹部。中年和青年幹部受過更好的教育，面向世界，一些人甚至在國外上過大學。不少在1989年參加過示威遊行的黨員現在處於中層領導的重要崗位上，在各省和中央政府中，都有這樣的幹部。他們支持政治變革，同意經濟快速現代化必須與政治民主化同步的說法。

但是，大家都吸取了教訓：黨內的頑固勢力十分強大，只能慢慢發生變化，改革也只能來自黨內。現在提出的一切建議既不具有革命性，也沒有對黨的統治提出異議。這樣，可以得到『保守派』幹部的歡心。與過去不同的是，改革派這次以經濟為論據登場。新的領導人必須有勇氣毫不含糊地說明，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時代，不能用列寧主義的體系來治理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否則他們就有被開展起來的變革碾碎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