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你们三位在北京冬奥期间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Davis VanOpdorp: 我见证了奥运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表演。我花在等待闭环车的时间同我观看比赛的时间一样多。对疫情的限制措施让我更加渴望一场没有疫情的奥运会，但我同时意识到，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亲眼见证这次运动会的人。

Caroline Bergmann: 交通等事宜非常耗时，以至于我无法完全集中精力看比赛以及观察身边的故事。大多时间我在看电视，看他们怎样使用体育明星为本土观众做冬季体育的商业化宣传。我自己能交谈的、能拍摄的对象都很有限。我的感觉更像一个局外人，而不是奥运会的一部分。

Jonathan Crane:抵达北京时，我们被排成长列、身穿防护服的人接待，从那一刻起，我便明白即将开始的不是一次普通的奥运会，事实也证实我的想法，尽管俄罗斯兴奋剂丑闻似曾相识。我想说，能有机会报导这次奥运是我的荣耀。

你们认为最大的亮点和最明显的不足是什么？

Davis VanOpdorp: 观看谷爱凌自由式大跳台比赛，那是真正的愉悦和兴奋，那一刻，我感受到正在亲临奥运会。另一个是，看着卡米拉·瓦利耶娃在我眼前上演悲剧，心里清楚，由于兴奋剂丑闻，数百万人在盼她失败。

Caroline Bergmann: 虽然同当地人交流很少，环境单一和不自然，但我还是同酒店几个服务生交了朋友，他们让我看到一点普通人的生活。

Jonathan Crane: 看我家乡英国运动员获得金牌总是一种特殊的感受，虽然直到最后一天，才体验到这个感受：英国女子冰壶队获得冠军。美国选手Lindsey Jacobellis 获得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冠军，这是她在都灵受伤16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总体上，前往山上的冰雪场地的过程每次都很艰辛，比如观看德国选手盖森贝格（Nathalie Geisenberger）获得金牌，在前往目的地的大巴里，只坐着我一个人，应该能说明问题。

在泡泡里生活怎样？

Davis VanOpdorp: 一种超现实感，能够理解，同时也令人费解。这一定不是对北京的感受，而是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短篇小说里描写的反乌托邦场景。但在多数情况下，我可以正常工作，一旦停止工作，无聊的感觉像要吞噬我。我在地球上新冠防疫最安全的地方住了22天。

Caroline Bergmann: 开始时，观察整个组织程序还挺有趣，防护手段极其严密令我印象深刻。但很快这种感觉变成一种悲哀情绪，我看到有些同事身体上出现了反应。我们必须接受清洁工全身披挂、被防护服裹得严严实实的这一新常态，它还包括：无所不在的安全人员、警察以及厚重的铁栅栏，这一切让我陷入忧郁，我的个人自由、记者的言论自由似乎受到压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没有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如果考虑到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情况，这一点可说是无价之宝。

Jonathan Crane: 起初，有些不安，但我惊奇地发现，我很快便适应了。每天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比我想象的顺利。我承认，我曾在奥运村里向往泡泡外面的世界，恨不能飞出门外。然而，没有摩托车，5个门卫监视我的每个行动，逃跑念头转瞬间便熄灭了。

冬奥会应该举行吗？2022北京冬奥会留下了什么？

Davis VanOpdorp: 可以理解人们反对北京主办冬季奥运会的理由，但它来得太晚了，这次冬奥会的主办地早在2016年就已决定。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一点，讨论的焦点是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威权主义，而并非将奥运主办权从中国手中夺走。不过，国际奥委会不应继续标榜其政治中立政策，从而让运动员面临棘手的道德选择。

Caroline Bergmann: 在气候变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时代，奥运会因为缺乏持续性从而难以为继。北京是全球唯一主办夏冬奥运会的城市，两次奥运会均组织得近乎"完美"。我希望能有机会报导真实的中国，报导人们已经说过的和还未说过的。首钢工业园区里修建的大跳台，这一超现实画面让人们提出疑问，即未来奥运会将怎样确保它的持续性。

Jonathan Crane: 不论作为东道主怎样备受争议，北京成功主办了这场盛会，泡泡成功地发挥了作用。不幸的是，我不相信它会在人权方面带来任何改变，但我希望国际奥委会今后在发放主办权时三思而后行。希望巴黎奥运会、米兰奥运会以及洛杉矶奥运会不再使用"政治中立"的标签自欺欺人，不再将金钱利益置于人的生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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