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比叶.库那茨是穆拉特.库那茨的母亲，自从去年10月份以来，她只收到过她儿子从关塔那摩湾寄来的一张公函一样的白色明信片和一封短信。

穆拉特.库那茨去年10月份从不来梅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两个月后，在卡拉奇机场附近被扣押并交给美军。美军指控他为塔里班作战，并将他和一批塔里班战俘押解到关塔那摩湾的“X射线战俘营”。

德国人，还是土耳其人？

在那里，库那茨和其他600名左右战俘被切断了与家庭和律师的一切联系，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命运。战俘营的生存条件据说很恶劣，并因此受到国际人道组织的批评。库那茨今年20岁，在德国出生并长大，虽然在国籍上是土耳其人，但在母国却被视为外国人。库那茨的这一身份使得他成了外交上的弃儿，德国政府对他的案子也插不上手，可谓爱莫能助。土耳其政府则没有兴趣向美国施压，帮助澄清他的身份。因此，库那茨的家庭律师伯恩哈特.多克认为这一案子十分棘手。

虽然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很多战俘都被指控为塔里班的战士，德国的调查者却认为库那茨还没有达到这一级别；他们认为，库那茨最多是个想成为塔里班战士的人。库那茨的妈妈很担心，因为她不知道美国人到底会给库那茨定什么罪。她说：“来自美国加州的约翰.沃尔克去年冬天在阿富汗战争中与塔里班部队的战士一起被捕。美国人是怎样对待他的呢？他们把他带到了法官那里接受审判。他们又是怎样对待穆拉特的呢？他们把他关进了监狱。我看不出这里有何人权。”

“X射线战俘营”里关押的欧洲人的命运成了反恐战争一年后影响欧美关系的一个棘手问题。美国政府拒绝澄清阿富汗战俘身份，从而违反了日内瓦人权公约中的有关规定。自从去年9.11恐怖袭击和打击塔里班及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打响后，美国加强了安全措施，拒绝提供任何有关战俘的信息，也不说明将以什么罪名起诉那些战俘。由于消息封锁，人们无法评估库那茨和其他战俘到底犯了那些罪，欧洲国家对此非常懊恼，因为关塔那摩湾关押着12名欧盟公民。

位于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的斯蒂芬.埃维尔斯说：“反恐战争的真义本是要伸张法制，为此我们不应当降低道德标准。美国行政部门，而不是司法部门剥夺日内瓦人权公约赋予的人权保障，这违反了国际反恐联盟的宗旨。”

寻找“更虔诚”的清真寺

库那茨被关押快一年了，他的家人仍然不知道去年12月份他是怎么就落入美军手中的。库那茨的母亲拉比叶在土耳其和德国的媒体上展开攻势，为儿子申冤叫屈，呼吁在法律上澄清儿子的境地。她曾经给德国外长菲舍尔写过求救信，但是因为库那茨是土耳其国籍，菲舍尔斡旋的余地也十分有限，因此他回信表示遗憾和无能为力，但尽管如此仍然表示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拉比叶几乎还每天给土耳其驻德国的使领馆打电话催问，但是都毫无结果。她说：“使领馆的人总是说他们会关心这件事，但是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做。”她和她的家庭律师因此怀疑土耳其使领馆质之所以漠不关心，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库那茨与其说是土耳其人，还不如说是德国人。

库那茨的父母当年作为客籍劳工从土耳其来到德国北部港口城市不来梅。库那茨生在德国，上的是德国的学校，朋友圈子也大都是说德语，交的女朋友也是德国女孩。可以说，他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唯一与他的德国朋友的区别是他每周一次随父亲到一个清真寺里去做祷告。

不来梅的穆斯林孩子都是这样度过童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土耳其劳工移民开始在不来梅修建自己的清真寺，不来梅当地的教会组织和政治家也致力于与穆斯林对话，希望将他们融入德国社会。这一对话富有成效，不来梅的穆斯林社区和当地其它社区建立了开放的关系。1995年以来，不来梅市政府和穆斯林社区和组织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其中包括控制着30多个清真寺的、受到德国政府监视的米里－古茹斯组织。据德国宪法保护机构介绍，这个米里－古茹斯组织曾经因为在星期五的祷告中传播反犹和反美情绪而引起争议。不过，这一组织在不来梅被认为是公开的和合法的。

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库那茨经常参加里－古茹斯组织的活动。两年前，库那茨和他要好伙伴比尔金开始不去土耳其清真寺，转而成了一个叫做阿卜－巴克尔的阿拉伯清真寺的常客。库那茨的妈妈说：“他开始常去阿拉伯清真寺，他说那里的人更虔诚更重要。”打那儿以后，库那茨还留起了大胡子和穿起了系带靴，这让他的妈妈感到更加困惑不安。库那茨还往家里带回俄罗斯人镇压车臣穆斯林的录像带，他的父母都拒绝观看。

一位德国调查官员说，库那茨在阿卜－巴克尔阿拉伯清真寺发现了所谓“真正的伊斯兰教”，而其它的清真寺对库那茨来说太温和了。在库那茨在巴基斯坦被捕之前，不来梅当地司法官员认为阿卜－巴克尔的阿拉伯清真寺是无害的。9.11事件后，不来梅地方检察官对一个负责主持祷告的库尔德裔伊玛目进行了调查，并怀疑是他将库那茨带入了极端穆斯林组织。从此，该清真寺便处于德国宪法保护部门的监督之下。

德国官方未能提出证据

去年10月3日，拉比叶醒来后发现儿子的床是空的。几个小时后，儿子打来电话，说他在去科隆的路上，晚上会回来。妈妈不相信，就打电话给比尔金的妻子。比尔金的妻子告诉她，比尔金和库那茨二人要去巴基斯坦。在机场边境，比尔金因为还没有交付一笔法律罚款而被禁止出境，这样，库那茨就只身一人走了。

德国方面调查的结果是，库那茨在巴基斯坦一路拜访可兰经学校，并尝试同塔里班战士取得联系，结果却落入美军的手中。库那茨的家人和朋友都坚决否认库那茨会是塔里班的成员。不来梅当局和联邦检查机构也没有发现库那茨是塔里班成员的任何证据，取消了对库那茨可能在不来梅接受过塔里班战士培训一案的调查。一位不来梅高级调查官员说：“我倾向于认为库那茨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战斗。”

“非常规战争”的“非常规处理”

拉比叶最后听到儿子的声音是库那茨于去年11月份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说是他要将机票延期一个月。今年一月，库那茨被押送到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

国际红十字会曾几次探访过库那茨，美国方面允许红十字会检查战俘营的健康和卫生状况，但是不允许红十字会向战俘家属透露任何消息。库那茨的家庭律师多克曾经多次设法与美国当局取得联系，但都没有什么结果。这位律师说：“我们不知道那里的关押条件是怎样的。他们也不告诉我们到底以什么罪名起诉库那茨和他有什么法律地位。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他们实行了消息封锁，还不知道要关押他多长时间。”

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女发言人说：“美国的政策是不透露有关在押犯的任何个人消息，这主要是处于安全考虑。这不是一场常规的战争，我们要应付很多非常规的问题。”

自从今年5月收到儿子的一张明信片说他的身体状况很好后，拉比叶就再也没有听到儿子的任何消息。现在，她不再看儿子的照片，也试图将关塔那摩湾的电视画面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除。但是她依然不停地给儿子写信，信的结尾总是问：“儿子，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但是我却从来没收到你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