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华裔异见艺术家巴丢草长期透过讽刺式的作品来抗议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打压与伤害，而他长久以来，也一直是透过风格鲜明的作品来替自己树立一个独特的风格。 自从2011年推出讽刺中国政治的漫画作品后，他开始大量创作政治漫画来批评中国政府，并将这些作品免费公开在网络上，供网民流传。 他大多以红与黑作为作品的基底，除了用红色象征恐惧与暴力外，也透过黑色来表达压抑与绝望。

他去年原定于11月3日到13日参与由记者无疆界、国际特赦组织与香港自由新闻共同举办的展览《共歌》，但他在收到来自中国当局的威胁后，于展览前一天，透过主办单位，宣布临时取消展览。 巴丢草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还原当时的情况。 他说: “中国政府在去年展览开始前，突然查出我在中国的亲戚的身份，并在拜访了他们一次后，又叫他们到警局接受讯问。 他们很明显希望藉此来向我施压，逼迫我取消在香港的展览。 ”

巴丢草说，中国警方甚至威胁如果他不照做的话，他们可能派两名警察到香港的展览现场，或是做出对他家人不利之事。 在与主办方讨论后，为了避免影响到其他参与者，他们决定取消这场展览。 他表示: “我长期以来一直仰赖匿名来进行政治讽刺相关的创作，但他们逼迫我取消香港的展览后，中国政府也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这不仅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风险，也可能波及我身边的人。 ”

被迫“隐身”半年

除了香港的展览外，巴丢草自2017年起开始参与澳大利亚纪录片导演莫西 (Danny Ben-Moshe) 的纪录片拍摄工作。 这部名为《中国的艺见人士》(China's Artful Dissident) 的纪录片主要是展示六四天安门血腥镇压的“坦克人”一幕如何促使巴丢草开始透过政治讽刺的漫画与作品来抗议中国当局对人权的打压，以及北京如何掩盖 1989 年“六四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巴丢草在预告片中表示，作为一名中国异见艺术家，他容易因做得太多而让自己置身危险，但他同时也因此变得更勇敢。 他说: “作为一名政治讽刺漫画家对我来说，是个重拾勇气的旅程。 我担心我的艺术创作会让我自己与身边的人身陷危险，但我同时也担心如果我选择过一个安静且舒适的生活，我一辈子都会后悔。 ”

为了确保纪录片不受香港事件的影响，巴丢草停止发表任何公开言论，并暂停与在中国国内的亲友联系。 他告诉德国之声，当初中国警方联系他时只表明要他取消香港的展览，并未在言谈中提及纪录片，所以他认定中国政府并不知道这个计划。

巴丢草说: “为了确保纪录片不因中国政府的威胁而夭折，我强迫自己配合中国政府的需求，消声匿迹了长达半年之久。 这是我认为唯一能保护纪录片的唯一方法。 ”

露脸对抗极权

在他销声匿迹的这段期间，巴丢草与莫西并未停止纪录片的拍摄与制作。 虽然巴丢草在纪录片中大部分时间仍掩盖自己的身份，但他却在片尾，首次公开露脸。 对他来说，这是个风险很大的决定，但也是对中国政府发出的强烈讯息。 巴丢草告诉德国之声: “我要让中国政府知道我不怕他们，而且我要面对面的与他们对抗。 虽然这是个风险很高的决定，但既然中国政府已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没有理由继续躲藏。 ”

纪录片导演莫西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明显想限制像巴丢草这样的艺术家在民主国家发表意见与看法，而当北京试图将他们控制中国国内的方法运用到民主国家时，这样的举动便会对自由与真实的辩论造成威胁。 他说: “我的纪录片虽然是在描述巴丢草的故事，但这个主题却与任何勇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有关。 ”

巴丢草说，当纪录片团队在决定首映的时间时，所有人都认定在六四天安门血腥镇压30周年当天播出是最恰当的。 而对巴丢草本人来说，由于他长期受到天安门学运的启发，所以在六月四日这天播出纪录片，是他能向学运领袖与所有参与者致敬的最好方式。 他告诉德国之声: “我认为天安门学运的精神跟宗旨值得被我们这一代以新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也是我试着达成的。 ”

他也向德国之声坦承，被迫取消香港的展览对他而言是个很大的打击，而这个打击也令不少支持他的人感到失望。 即便如此，在他销声匿迹的六个月中，他仍然持续收到来自各界的关心，而这也让他决定以真实身份来告诉支持他的人，他并未放弃抵抗中国的极权扩张。 他说: “对我来说，以真实身份重新投入这场运动，是对支持我的人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他们必须知道一切都还没结束，而我们仍需要继续对抗中国的极权扩张。 ”

为了纪念六四天安门血腥屠杀的三十周年，巴丢草也在墨尔本著名的涂鸦街 Hosier Lane完成了一幅以红色与黑色为主的坦克人涂鸦，并在涂鸦上头压上了他个人的新称号“中国的艺见人士”。 他希望这个新的创作能给来涂鸦街朝圣的游客带来更多启发。 他在接受澳大利亚的时代报访问时表示: “我现在的情绪十分挣扎，所以我希望透过更多类似的创作来让我得到国际社会跟澳大利亚国内更多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