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2006年英国国民经济学家斯特恩爵士（Sir Nicholas Stern）首次计算了如果不采取行动抑制气候变化将产生的费用。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但此后并没有带来多大改观。现在新一轮气候变化会议正在华沙召开，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开始行动。人们很担心，结果又是没有任何行动。您现在又计算了一次气候变化将带来的成本，得出了怎样的结果？

鲁德勒：国际气候政策目前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自相矛盾"来形容。一方面我们有一个长期的气候保护目标，国际社会也就此达成了一致，即把地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幅度（与工业化时代之前相比）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而另一方面，要求各个签约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却不够严格，不足以引导全球实现控制升温2摄氏度的目标。

如果今后的气候保护政策仍然像目前这样，那地球的平均气温将在本世纪内升高至少3到4摄氏度。如果我们还认真对待这两摄氏度的控温目标，那么其成本将取决于国际社会能不能通过一个对所有签约国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具体减排目标的气候协定。我们通过一个能源经济-气候计算模式进行了估算，发现如果我们不能在今后5到10年里达成这样一个气候协定，实现上述目标所需的费用就会大幅上升。

德国之声：能说得再具体一些吗？这个长期目标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似乎很遥远。而现实的威胁则能起到警示的效果。往往只有在面对现实威胁的时候，人们才会采取行动。您能告诉我们，即使采取措施，实现气候保护的成本有多高吗？

鲁德勒：如果我们快速采取行动，气候保护的成本大概略低于全球经济产值的2%。如果我们乐观地相信，一系列相关技术都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话，这个数字还是值得信赖的。尤其重要的是使用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沼气发电。此外还有一些有争议的技术，比如核能，在德国就有很大争议；还有二氧化碳的分离和储存，即将二氧化碳从发电厂排放的废气中分离出来，用高压输送到地下，并储存起来，对这一技术也存在争议。但如果将所有这些不同的技术考虑在内，控制气温升高所需的费用将在（经济产值的）1%到2%之间，前提是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日后的减排幅度就必须更大，才能实现把地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而这样大幅的硬性减排必然带来成本的大幅上升。

德国之声：您说短期内行动的成本是2%，否则造成的费用要高昂得多。那有人可能会说：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是要花钱，不如再等几年，也好为此积累更多资金。

鲁德勒：这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现在在气候保护政策上做出的决定，将决定资金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如何分配。事实是，要搞气候保护，一开始就要投入较多资金，但这些资金与根本不去保护可能造成的损失比起来要少得多。而且，潜在的危害和损失是很难用欧元和欧分来计算的。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继续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等到地球温度上升3到4度的时候，世界将变得面目全非。那时产生的损失已经不再是金钱能够衡量出来的了，还会涉及到例如整个岛屿国家的文化认同，或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存。我们很难给它们贴上定价的标签。

采访：Henrik Böhme 编译：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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