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开门见山地说，东亚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安全体系，这也是布什第二个任期内的最紧迫的任务。福山指出，与欧洲不同，亚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多国政治机构。欧洲有欧盟、欧洲理事会、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而亚洲只有一个松散的东盟，且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强国都不在其中。

福山指出，亚洲的安全制度基础不是像欧洲那样的多国协定，而是一系列与美国建立的双边协定，如美日之间、美韩之间和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双边安全协定。福山认为其中的原因是：欧盟的基础是共同的文化和20世纪的共同的历史经验，而亚洲缺乏这样的基础。欧盟国家甘愿放弃部分主权而结成联盟，而亚洲国家之间普遍缺乏这样的信任。

福山认为，二战后，美国的核保护和美国在日本的驻军为东亚和东南亚洲国家提供了安全感，使得这些国家相信日本不会再谋求大规模武器装备。但是时过境迁，这一冷战时期的制衡战略已经不能适应今日的亚洲。福山提出了韩国为例：在过去的十年里，以金大中和卢武铉为代表的新一代韩国左翼领导人已经崛起，他们致力于对北朝鲜搞和解的“阳光政策”，他们不再对美国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而是甚至感到美国的强硬政策比金正日的威胁还要大。同德国一样，在战后富裕与和平时代长大的新一代韩国人对美国不再自动心存感激。

福山指出，美日关系也正在朝让其它亚洲国家感到十分不安的方向发展。福山说，日本在朝鲜开发核武器的压力下，正在考虑提升自卫能力，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希望修改战后宪法中禁止日本建立军队与宣战的第9条。日本向伊拉克派驻士兵和最近与朝鲜的海上冲突显示，日本正在致力于恢复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摆脱美日关系中的“老子－儿子”关系，建立美日平等的联盟关系。

中国对美国仍然是个谜

福山说，中国过去是个对结盟持有怀疑态度的国家，除了加入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中国没有加入任何地区或世界性的国际组织。但是，中国正在改变这一策略，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亚洲签署了一系列多边协定，这些协定也有着安全上的考虑。

福山分析道，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始终是个谜。中国对美国既不是明显地友好，也不是明显地敌视；既是潜在的战略威胁，也是重压的商贸与投资伙伴。结果就是美中关系缺乏稳定的表现，在实用主义的合作中时不时爆发一些危机，如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被美军轰炸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

福山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尽可能孤立中国，让其它亚洲国家团结一致限制中国的影响；第二种是将中国拉拢进一系列国际组织中，通过制度限制中国的野心，让中国走合作的道路。

福山指出，孤立中国是行不通的。亚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程度的合作与冲突，中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侵略性倾向，这些国家因此不会愿意为了美国而得罪中国。福山说，另一方面，将中国纳入国际组织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更有吸引力的策略，这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

将六方会谈建设成为固定的制度

福山说，虽然美国是双边安全协议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更应该发展一种多边战略。福山说，由于经济实力的变化，亚洲国家力量关系正在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就是民族意识的高涨和敌对意识，今后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误解与冲突必将有增无减，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多种对话渠道才能得到缓解。

福山认为，日本修改宪法的动作已经很明显，尽管日本的防务政策改革不是针对中国和朝鲜，但是中国和朝鲜仍然有明显的理由去把它描述为一种恐怖和威胁；特别是中国正在鼓动一种反日情绪，以为自己的共产主义政权增加合法性基础。显然，作为一名日裔学者，福山在这篇文章里有意或无意忽略了日本对待军国主义历史的态度才是导致亚洲国家对其不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没有提到日本新的防卫政策白皮书中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这一事实。因此，至少在分析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上，福山的观点虽然敏锐，但是缺乏因果上的说服力。

福山最后总结说，目前就朝鲜核危机而建立的六方会谈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即使是六方会谈本身目前来看进展不顺利，美国在这一机制中更多地是被朝鲜牵制，但是从战略上看这一机制仍然有保留和发展的必要，例如假设金正日独裁政权突然崩溃，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处理危机的现成机制，如协调国际援助，处理难民问题，防范混乱和暴力等等。假设南北朝鲜统一，六方会谈可以变成五方论坛继续存在，以成为解决中日韩之间矛盾的一个固定渠道。

福山指出，伊拉克战争让美国在国际上失去了很多信任，美国必须重新回到国际组织中来，克服美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危机。在六方会谈制度化的问题上，布什应该在第二任期内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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