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大陆禁止台湾菠萝 (凤梨)进口是经贸还是政治事件？

焦钧：农产品的检疫，两国之间贸易往来，本来就会有很多争端处理机制，特别是病虫害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双边磋商出来的。中国大陆对台湾输入的农产品，特别是生鲜有虫害方面的问题，其实要透过一个磋商机制，当然单向片面宣布也是一种手段，只是通常不太会用那么严厉的(方式)，通常还是会彼此先沟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主要是这个选择的时机点在3月份台湾的金钻菠萝 (凤梨)要开始生产的时候，他(中国政府)在前一刻2月底宣布，当然这个针对性就非常的明显。

德国之声：这是对台湾的压力测试吗？

焦钧：严格说起来，中共在20世纪就开始研究非传统安全战略，这种非传统威胁的东西，像经贸手段就是，因为菠萝 (凤梨)对于台湾来讲是很重要出口的生鲜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比重又非常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大陆选择了一个这么敏感的时机，针对这个品项全面禁止输入，当然就有非常多的政治意涵。

往上提升到两岸，甚至是国安层级，台湾内部也有评论指出说，是不是因为邱太三、陈明通这个新的国安团队上来。但我觉得以战逼和，用经贸压力的手段来让(台湾)执政当局上谈判桌，这个东西在基层确实是有类似的发酵，比如“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都不好，国民党的食候，我们所有的水果都能上去”。这种以民逼官、以商为政其实一直是中共对台策略的两手(策略)手法。

德国之声：这样的政策是否有中国内部因素影响?

焦钧：现在全世界对中国大陆的围堵其实是从特朗普政府之后到拜登上来似乎(都)没有什么和缓，所以当然也不排除说，中共对外一向会比较硬，对内就会倒过来。反过来，对内硬的时候，对外就软，所以和战两手(策略)或者我们通称他们是一种正反和思维辩证的政党，所以面对外部形势的变化，宁左勿右，对台政策强烈，当然都不排除是为了在两会期间，去营造一个更稳定的政局。

德国之声：台湾只有一成菠萝 (凤梨)外销，虽然其中九成销往中国大陆，但伤害有这么大吗?为何台湾政治人物这么大动作回应?

焦钧：这有几个层面，第一个还是先从经贸讲起，价格是供需决定，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经济学基本法则，但是有一个东西确实不好控制，叫做消费预期心理，产生在外部讯息和因素的介入。这次府院党高调回应的情况下，当然我认为，如果不去做一些动作，可能反而会让预期心理去发酵。所以当高调宣布了这个事情，虽然定调成防检疫动作，不想升高(冲突)，但是后续透过所谓大批量的采购确实可以抑止消费者预期心理，让价格不要崩盘。

我们毕竟还是要站在农民利益看，但是这真的只是短期的救急，长期来讲其实还是要从供给面的调节，还有需求的创造。我必须承认，现在大量买水果，看起来是抑止了预期心理的反应，但是可能要进一步深思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买了回去有没有真的吃，因为有时候是企业认购，然后就分赠给员工了。第二个就是说，员工家里多了这么多菠萝 (凤梨)，他不去买其他水果。我很多中南部农民朋友，听到讯息，大家都去拿免费的菠萝 (凤梨)， 那请问路边摊的菠萝 (凤梨)谁要买? 买菠萝 (凤梨)跟吃菠萝 (凤梨)这中间还是有一个动作要去完成，不是说买了就没事。

现在透过国内的大笔订单解决，这个就数字上帐面看是如此，可是会不会排挤到原本要在国内消费者的意愿跟预算，这个其实都要再仔细斟酌，根本解决还是要让菠萝 (凤梨)鲜果的产品去创造它新的附加价值，然后找到新的海外市场， 这个才是治本的方法。

德国之声：政治上来看呢？有选票考量吗？

焦钧：我觉得免不了陷入口水，大家就各自解读，这是台湾政坛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你看总统 在屏东宣布说，政府唯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准农民收入减少。蓝营媒体当然也去刻意采访农民去骂民进党，“两岸关系搞不好，国民党才让他们赚得了钱”，挑动很敏感的神经。

德国之声：蔡政府的“农业国家队”有发挥功能吗？

焦钧：我必须承认16年民进党小英(蔡英文)政府上来在各个领域上很喜欢强调国家队。这有一个背景，就是一个叫做5加2产业战略，这中间有很多研发构想是来自于“安倍三支箭”的概念，严格说起来就要去探讨说，我们要走得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如果是大政府，那当然很多事情就要国家介入，如果走得是小政府，那当然就让民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体系去进行。

但坦白讲，我也无法回答到底我们执政当局走得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但是既然走了国家队这样的名称，当然就必须承担一些责任跟使命。平心而论，过去做了什么其实三、四年就过去，我觉得我们也不便多说，但期许未来应该要花更多的心思在帮台湾农产品品牌的形象做更多行销，不太需要花太多力气在产品销售，产品销售毕竟是民间商业行为，让民间贸易商去处理，国家资源应该放在整个农产品形象，整个台湾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提升的行销作为上面。

德国之声：有评论认为这次事件是北京“农业统战”失败后的结果，您怎么看？

焦钧：如果对两岸关系或是对中国大陆体制有认识的，应该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中南海的权力高层运作是一块黑布”，布后面怎么运作外界从来没有人知道。我从2005年实际参与两岸农业交流跟农产品往来一直到2012年为止，我真的只能从台湾这边的角度去反推、去爬梳他们怎么去订定对台政策。

但我觉得这有两个轴线，一个是台湾自己从2005到2008年是一个阶段，(在)扁政府第二任期，从2008到2012年，甚至马总统连任，这是一个阶段。大家要注意的是，12年胡锦涛总书记就下来，是习(近平)上来的时后，中间这个转折点，就是在2011年两岸的交流，特别是农产品贸易、政策、采购达到高峰。但等到马总统连任以后，这个东西刚好又碰到“习上胡下”，整个政策在调整，2012年之后就看不到那些大型政策采购跟农业交流，即使后面因为服贸、货贸因素发生“太阳花”(学运)，2016年小英总统当选，即使没有这两件事情，习会不会继续延续胡的这种在两岸农业上的开放政策，都是一个问号。关键还是回到台湾自己的农业要怎么发展，产品要怎么走出去。大陆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也是一个可以创造两岸红利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得不去谨慎， 这个两岸红利的政治如何去让它降到最低，要完全排除是不可能的。

德国之声：您说2005到2012年，特别是2011年是交流最盛时期，这有让中国大陆得到台湾的民心吗?

焦钧：这当然有一个前提，建立在2005年(中国国民党)连战主席跟胡总书记签的“连胡会5点共识”所建立出来的，(要)解决台湾农产品在中国大陆销售问题，当时确实背后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收拢台湾民心，当时的政策也认为跟台湾买水果让农民赚到钱就能够收买民心。可是反过来讲，如果他持续这样做，把政治因素降到最低，或是只做不说，或许真的5年、10年、15年，真的台湾农民的心就被他们收走了。可是第一个，你要让政治完全抽离不可能，第二个，毕竟农产品还是生意，毕竟有赚有赔，如何真的让农民赚到钱收买民心，拟定说法都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还有些延伸问题，比如说被买办集团把利益剥削掉、农民赚不到钱等等，这个当然都是导致这个政策停摆的原因之一。

德国之声：两岸可能因为这个事件重启对谈吗？

焦钧：这有一个上层结构的问题，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以后，“台湾区的事务”是一个通关密语，比如说国民党当然坚持“九二共识”，民进党认为“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或是“只有一中没有各表”，但是共产党似乎还没有对民进党真正发球，就是“请问你到底要给什么东西”，这个上层的通关密语没有搞定之前，即使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能“以商为政”逼着(台湾)国安团队去面对大陆的对台政策的施压？要上谈判桌，我个人是满悲观的，这背后还牵扯到美中台，还有美国的亚太策略的调整。菠萝 (凤梨)事件虽然掀起了一些波澜跟讨论，但不太可能因此让两岸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焦钧曾任记者，2005年因担任国会助理接触农业议题，2008年进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工作，曾参与两岸农业交流谈判，以及执行台湾水果出口贸易业务，2015年出版《水果政治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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