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可分享一些您被关押期间，在看守所内的情况吗？

卢昱宇：有一次是是因为我晚上睡觉时，他们灯都不关，因为灯在头上我睡不着，所以我用衣服盖在头上，希望能够睡着。女警便要我把衣服从头上拿下来，他说半天我拒绝，结果她另外叫了两个男警察上来，我仍然没拿下来。他们第二天早上开门要点名时，有一个找藉口叫我站好，我说我站不好，结果他就踢我，我就反抗，然后我打不过他们，我就大喊共产党打人，他们也怕所以就算了。我开始绝食，绝食的第三天，警察进来，我就当着警察骂，那个警察也害怕出事，没说什麽。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另一个看守所，当时快过年，他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八点到看守所把我叫到一个审讯室，然后坐到老虎椅上，并开始给我洗脑，每天都这样。他们轮流都给我说各种故事丶放别人认罪视频丶还有其他凶杀案。洗到快接近一个月时，我开始出现幻觉，每天心情很差，我觉得在里面很难受。正好那天他们进来查监狱，他们进来我不能看他们，我必须把头低下看地上，我没低下，一个警察叫我把头低下，正好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我说我低不下来，他就踢我一脚，踢了我之后我就顺手拿一个装手的瓶子，我就砸他脸，结果他就被砸伤了。

别的警察冲过来，把我按到地上，然后扭我的脚跟手，然后七八个人把我提到外面一个老虎椅，坐了三个小时。后来又给我上了脚炼，他们想叫我带着脚镣走，我拒绝，结果他们把我抬回审讯室，然后把我丢到床板上，当时我戴着脚炼跟手铐，然后他们四个人把我按到床上，一直打我。我动不了我只能朝他们吐口水，其中一个踩我的小腿，他体重很重，可能180斤有，然后我相当疼， 我继续吐口水，他也使劲的踩踩踩。

当时我疼坏了，叫他们乾脆把我弄死，接着他就说他不做警察的那天要弄死我，我也不怕我说，你不弄死我我就看不起你。别的警察看情况有点害怕，就把我们劝开。我开始绝食，到了第三天，他们领导都来了，问我有什麽要求，法医还来验伤。我没什麽要求，我要那个警察跟我道歉，他们可能考虑半天，叫他过来给我道歉。这件事便结束了。

德国之声：是什麽信念让您不认罪？

卢昱宇：当时我的信念是因为我纪录维权不是一时冲动去做的事，因为“非新闻”是我花了将近四年所产出的心血，过程是很辛苦的。我每天平均下来都做八小时，而一天我都不能落下来。每天我都要搜集网上证据与相关资讯，因为第二天这些东西可能被删掉找不到了。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我也有非常大的兴趣去做。做了这麽多年，如果我认罪等于我否定自己，等于把自己的信念推翻，我觉得这可能会少坐两三年牢，但我出来之后肯定会后悔。

当时我有考虑到这些，所以我的底线就是我不认罪。之后有一次他们把我的案件升级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会被判7年以上的刑期，但我还是没有认罪。后来他们又发完检察院，又改为“寻衅滋事”，判入狱四年。检察官每半个月就会来找我一次，就会问我已经给我机会，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又说如果我不认罪就会判我很重。

德国之声：此前有媒体报导称您当年非新闻的共同创办人李婷玉仍下落不明，请问目前仍是类似的状况吗？

卢昱宇：我这几天已与她妈妈联系上，她与她妈都说她已经有了新生活，很明显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去影响她。但我跟她妈妈说希望可以亲自听到李婷玉告诉我，毕竟我们当年一起三年多的时间没有分开，感情也很好。

我不知道我在坐牢期间，她发生了什麽事，所以我希望能亲自听到她过得很好，那我就放心了。当天晚上李婷玉打给我，亲口跟我说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生活，然后便一直哭，并说对不起。我当时也不忍说什麽，只能说我尊重她的选择。因为当一个女孩子要独自面对国家机器，她能做什麽选择呢？

德国之声：如果您现在回想当年在做“非新闻”的过程，您觉得这个计画当时在中国扮演一个什麽样的角色？

卢昱宇：“非新闻”主要就是纪录维权事件，做了这麽多年，我觉得在网路上我也帮不了那些当事人，我唯一能做的是把这些事纪录下来，不要让它消失，因为中国很多这样的事，而大多数都无声无息地就消失了，很多事件根本没人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将他们纪录下来，因为这是一段历史。

我觉得有兴趣的，也可以把这些资讯当作是社运研究的资料。说我想透过“非新闻”去帮助当事人，可能就是太天真了。我差不多纪录了七万多起维权事件，我只能帮他们记录下来，不要让他消失。然后你也提到疫情，在中国的体制下，我认为纪录维权事件根本无法生存下来。

现在这个环境，比以前更糟糕。

德国之声：您现在还会想要重新发展非新闻所从事的事情吗？您认为中国还有这样的空间让与非新闻类似的组织继续运行吗？

卢昱宇：我当然不自觉会往这个方面想，因为我非常喜欢做这件事。但现在要去做这种事，得做一个长远打算。我不能因为为了做这件事而去做，因为我做了可能半个月或20天不到，我就会被抓进去。这是我自身要承受，而且也没意义，因为我做半个月就做不下去。

我认为现在中国国内已经没任何空间做这件事，现在连在网路或推特上说句什麽话，很快中国政府就会找上门。我觉得如果境外有人愿意做这件事，他们还是可以做。因为在中国国内做已经做不长了，做没多久就被抓起来。

德国之声：您获释之后，你能自由的到中国各处吗？还是你的人身自由上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呢？

卢昱宇：我没办法去北京丶上海与新疆，然后因为他们已经记下我的手机号码，所以如果我去外地的话，我要通知他们。他们这几天都陆续有来找我，但大体来说，我的情况比其他获释的异议人士好一些，可能因为我性格比较刚烈，在看守所也多次绝食，我也没表现出我怕他们。

他们可能了解我这样的性格，所以对我说话都很客气。上次他们来找我，希望到我住的地方坐下来谈，我表明说我不希望他们到我住的地方，我们就在大街上谈。他们目前都没有过分强迫我做什麽，不过仍有些许限制。

德国之声：您接下来对于生活有没有什麽计划？

卢昱宇：我希望找方法治好抑郁症的情况，每天定时吃药与锻炼身体，花点时间学英语跟看书。现在能做的大概就这些， 我现在因为被检测出有重度抑郁，所以我每天心情还是蛮难受的，也睡不着觉。我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吃药后可以睡到四至五个小时。

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我怎麽在这种环境下不抑郁，我目前仍不知道有什麽好的方法，可以改善抑郁的情况。

卢昱宇是维权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于2017年以“寻衅滋事”被中国当局判刑入狱四年，今年六月中刚获释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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