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原文本在今年6月提出，内容要求美国政府每年检视香港自治情况和独立关税区等特殊待遇。更瞩目的是，会制裁打压香港自由人权的官员和人士，冻结他们的美国资产，以及保障因非暴力抗争被捕的人士不会被拒发签证。

德国之声：与1992制定的《香港政策法》相比，新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定位上有何明显不同？

袁弥昌：实质意义上，这已经算是对《香港政策法》的一种修改或加强版。在逃犯条例风波之前，不同国会委员会的报告都提出，应该要检视《香港政策法》，但最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可见要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和政策法，是很难的决定。

有了新的法案，好处是容易中间落墨，美国不需要每次都用“核弹选项”取消《香港政策法》。法案提供更多弹性和中间选项给总统和国会，可以辨认损害香港人权民主状况的人，针对性作出制裁和惩罚。

德国之声：这部法案提及多项惩罚措施，你认为哪一项有较大影响力？

袁弥昌：对相关官员和人士的制裁。即使届时要真实实施制裁可能要很长时间，但在讨论和蕴酿报告的过程中，会对相关官员有威慑作用。这就是现在中国外交部和港府如此忌讳法案的主要原因，因为始终官员是会“上身”的。此外，虽然惩罚措施表面上是冻结官员在美资产，但是实际上也会令相关的国际资金流动受到很大影响。

德国之声：国会通过法案的机会有多大？

袁弥昌：我们都觉得法案通过机会很大。回顾2014年雨伞运动，即使其国际关注度已经很高，但当时没有中美贸易战和新冷战的大背景，所以最后法案都是不了了之。可是这次可谓比较“幸运”，当今时局有上述的背景，遇上经常出手的特朗普，而且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是配合了天时地利人和。

德国之声：你预计需时多久审议？通过时机有何考虑？

袁弥昌：根据议事程序，草案要首先由外交事务、司法和金融服务等相关委员会讨论，再提交报告予大会进行审议。一般议案平均需要200天审议，但现在参众两院议员都同意优先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我个人认为从国际关系和两岸政治来看，美国国会应会赶在台湾大选前通过，有一石二鸟的作用。美国希望民进党胜选，此法案始终对台湾民主和绿营来说是很大鼓舞。我与他们接触也了解到，他们很担心大陆持续增加对香港的影响，对台湾前途也很不利，他们会视法案为一种对蔡英文的支持。

德国之声：对比以往香港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美国现今的角色有何改变？这些转变如何影响未来政局？

袁弥昌：逃犯条例风波跟以往事件的最大分别是，美欧可以很名正言顺地向港府和中央说不。《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一旦通过，令美国由被动的位置变为可以更主动地出牌。从前美国只有《香港政策法》，某程度上只有“否决权”，如果港府真的做得很离谱就取消你的特殊待遇资格。

但新法案令美国在实质意义上对香港事务有控制权，而且可以多次使用，不像政策法般，一旦取消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所以可以大胆地说，新法案令香港事务在实质意义上，不可以再视为单纯的中国内政，因为美国已有某种控制权。例如法案写道，如果日后基本法23条立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或人权民主价值，美国也可以惩罚相关人士。换言之，未来无论23条或政改普选也好，美国因素都会挥之不去。

德国之声：北京和港府还有没有任何回旋空间阻止法案通过？中美贸易谈判还是不是筹码？

袁弥昌：正常来说当局应该游说美国国会议员别通过法案，但在今天来说这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总统大选明年举行，两党急需打中国牌得分。我们观察到，一开始支持法案的议员不多，但到了8月底至9月初，突然很多人加入，每个人都想借这个法案争取分数。

其次，如果中方和港府想特朗普否决法案，机会也很小。本来中国都认为可以借贸易战，换取美国漠视香港事务，中美双方都有意把香港当作筹码。所以外界看上来，特朗着在8月初的举动好像很奇怪，想“卖走香港”似的。我认为转捩点是特朗普惹来多方炮轰，连共和党党友及国家安全顾问都反对他对香港事务撒手不管，所以在8月中以后各方已重新组成联合阵线。经此一役，特朗普未来否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机会很小，加上他明年要选举，也要考虑如何向选民交代。

德国之声：你预计中国和香港当局会如何应对新法案？

袁弥昌：法案可能进一步刺激中国的反应，影响它的对港方针。至于香港政府只可以一方面抗议，另一方面贬低法案的重要性，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就是希望改变市民的观感。但我认为想在这次事件中成功扭转民意，机会很微。

德国之声：我们在现场采访也观察到，这次运动寻求外国声援的呼声较以往高，为何民间会出现这种情绪？

袁弥昌：我认为这是对北京和习近平“全面管治权”的一个反应。自从他在2014年提出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的概念，随后政改引发了雨伞运动，但当时市民都不知道原来“全面管治权”等于香港和国家紧密融合，以贯彻他的个人意志。所以到了今天，大家都意识到在“全面管治权”之下，如果不寻求某些外力制衡，其实没其他办法。这次运动背后的主题是，如果北京一直维持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那麽所有社会不公、分配不公、政治不公都会持久存在，所以驱使民众转移向外国寻求政治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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