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余文生律师被秘密开庭审判刚满一年，可以请您分享一下目前您所掌握到的案件最新情况吗？

许艳：余文生律师已失去自由接近9百天，然后被秘密开庭审讯也满一年。这种情况在人权律师或人权捍卫者类似的案件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一般来说，开庭后一到三个月就会有判决结果。而余文生的案件秘密开庭已超过一年，但目前依然没有任何判决结果。

这种关押方式等同于对余文生律师的打压迫害，案件办理过程中也有很多违反法律的情形。其次就是这种超期羁押丶久拖不判的行为是非常残酷且不人道的。如果这个案件的被告无罪，法院就应该立即释放。

如果你一定要打压迫害到底，你就直接判决也可以。但是中国当局所施行的这种既不判决又不释放的方式，既违反法律规定，对余文生律师与我的家庭来说，都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对于他的案件情况以及他本人的身体情况，我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我在徐州法院或检察院的系统，或是徐州看守所或北京的监督部门都查询不到任何与余文生律师案件相关的资讯。

余文生律师遇到的超期不判的情形，可能也是国际社会与许多关注人权法治的人士不能容忍的。5月9日他被秘密开庭审判一年之际，有很多律师丶国际人权组织丶多国政府官员以及媒体都对这件事发表声明。我对各界人士的关注表示感谢，也呼吁各界继续关注余文生案件的命运。

同时，我也要求中国的司法机关能够稍微在乎人权法治，因为不管我在申请监督的材料上做了多少努力，但政府机关都几乎没有做出回应，这也让我在替余文生律师维权的过程中，感到非常无助。很多违法的情形都显而易见，但司法机关却不纠正，也找不到监督部门。这样的情形让我很无助，但我不会放弃替余文生律师维权。

德国之声：在政府机关都不针对妳所提出的询问做出回应时，您有考虑采取不同的方式替余文生律师维权吗？

许艳：在法律程序上，我跟辩护律师会继续走，但实际上，过去两年半来我早已走回所有的法律程序，但我仍未接收到政府任何回復。我当然还会继续走法律途径，但是有没有用就不确定了。其次，我跟律师多次抵达各政府部门现场，到该处争取权利，但多半我们都被拒绝入内，也找不到办案人员。

我最近一次得知余文生律师案件的相关消息是2019年12月25日，当时我与辩护律师到了徐州中等法院，见到了办案法官，他口头答復是还没有判决。我2020年5月8日再次致电徐州中等法院，但他们仍称未收到判决书。因为如果他们对案件做出判决了，即便他们不与我或辩护律师分享判决结果，检察院的系统中必定要有一个判决书。所以目前检察院未收到判决书就代表他们应该还没做出判决。

德国之声：去年中国在广州举办世界律师大会的时候，中国公安曾将妳软禁在家中。近期中国政府仍有对您进行打压吗？

许艳：因为我去年在世界律师大会前发表公开信，呼吁与会律师声援余文生律师，结果到了大会举办的当天，我便被公安限制出门。当时尝试出门时，楼下的公安不仅以非常难听的语言骂我，还动手推我，导致我数度差点跌倒。

此外，自从余文生律师失去自由后，我家楼下的一个平房已长期成为安保的一个点。敏感时期会有警察或国保驻守，而平时则是有区委会的人。平房内有一个电脑屏幕，然后我家附近也有约7个摄像头，所以我认为这代表中国政府已长期对我做出监控。

前两天当我出门时，我也被近距离跟踪，并被跟踪我的人拍照，所以这显示我目前仍处于被监控的情况，只是有时严，有时松。

德国之声：王全璋律师在被关押将近五年后，于一周多前终于被准许与家人团聚。他的案件结局是否会让妳对于透过维权来帮助余文生律师获得自由保持信念？

许艳：我对于王全璋律师与李文足能够团聚表示祝贺，毕竟他们一家人终于能团聚了。然而，我认为与其他709律师被关押一年相比，王全璋律师被判的刑期是比较长的。

而对于余文生律师至今仍遭中国当局超期羁押一事，作为他的妻子，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首先，很多在“709大抓捕”中被追捕的律师被订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但余文生律师被判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照理来说，余文生律师的罪行应该更轻，可是除了王全璋律师外，余文生律师的遭遇比其他709律师的遭遇还更加残酷。

他已经被关押两年半了，中国政府除了将所有起诉709律师的罪行都纳入余文生律师的案件外，他们还采用更加恶劣的手段来对待余文生律师。他无法会见律师，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此外，他们还在未告知家属的情况下，便秘密开庭进行审判，这显示中国的法律已更加倒退。

对于余文生的案件，我希望他能立即被无罪释放，当然因为他已被关押两年多，所以即使他是无罪也不会就此被释放。因为如果他们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他们可能面临国家赔偿的问题。但从家属的角度来说，我仍然要求他们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因为他面临的关押既不公平，也不符合法治。

作为他的妻子，我希望他能尽快回家与我跟孩子团聚。但是我现在也非常担心他的情况，因为我一点相关消息都没有，这显示他的案件情况仍不明朗。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便是不放弃，继续努力替他争取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