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觉得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是否将破例连任三届？他会否受到明显的来自党内的挑战？
吴国光：在五年前，十九大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修改，当时大家已经预知到他会连任第三届。从那以后，我没有看到中国的政局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权力的构成方面，习近平越来越强化他个人的权力。有什么力量，在五年当中都不能阻止习近平的第三届任期，忽然在最近的两三个月，两三个星期就能做到这一点呢？当然，政治这个东西总会有突然的变化，但是趋势、体制本身都是很清楚的。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意愿表达很困难的一个体制。并不是说一个领导人不受大家欢迎就会下台，这是民主体制下的逻辑。如果中国人的体制是这样，中国就不需要争取民主了。所以我觉得从体制角度，从过去五年政治趋势总的发展来看，习近平得不到第三个任期，在二十大上平稳下台的这种可能性是很低微的。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好像讨论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德国之声：常委中的栗战书和韩正都已经满了68岁，他们的位置会空出来吗？如果空出来的话，有可能入常的新人有谁？总理会是谁？
吴国光：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对于细致地分析中国领导层，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一般的大众去理解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用处不大。过去李克强做总理做了十年，政治局常委中的汪洋等好几个人被认为不是习近平的亲信。他们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没有成功阻止习近平在过去十年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上并且实现了一系列不受民众、不受国际社会欢迎的政策，包括疫情清零的政策，包括经济上的很多做法，包括对外的做法。李克强在中国官场的资历比习近平还要深。李克强、汪洋他们过去和习近平没有一个派系上的紧密联系，他们在地方施政实行的一些经济上的方针，比如汪洋在广州实行的方针，和习近平过去十年里实行的一些方针有明显的不同。但他们坐在重要的位置上，却不能改变习近平在过去十年中的施政路线和基本方针。习近平的权力在过去十年里已经加强了，上来一个人做总理，我觉得只能像李克强一样，不可能改变习近平施政的总体路线。实际上，中国一般的民众不会太关心谁坐在哪个位置上，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整个体制所带来的政策成果的结果对中国民众基本生活的影响。当前第一位的是防疫政策，接下来的是经济发展。
针对中共二十大新一届常委名单，目前存在诸多分析和传言，总书记习近平是否连任？谁将接任李克强成为国务院总理？所谓“七上八下”的规则是否继续适用？显然，准确预测中共高层内部的人事更迭很难，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去窥探和揣测黑匣的游戏规则。
图像来源: Reuters/D. Sagolj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是中国拥有最高领导、决策权力的人，属于正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书记是常委会的首要成员领导，通常兼任国家主席，几位常委往往还兼任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协主席等职务。外界普遍预测，目前的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二十大上连任，继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一。
政治局常委名单的顺序一般按资历和职位排列，反映其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地位。自江泽民以来的过去几届，排在第二位的都是国务院总理。虽然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习下李上”的流言在网络上层出不穷，但分析人士大多认为，“李上”的可能性很小。李克强本人也在今年3月人大后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将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不过，李克强仍有可能继续留在常委中，转任其他职位。
鉴于李克强会卸任国务院总理，将会产生一位新总理。胡春华是分析人士眼中一位热门人选。现年59岁的胡春华目前是国务院副总理，按照惯例，出任国务院总理者先要经历副总理职务。目前四位国务院副总理分别是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和刘鹤。除了胡春华，其他三位都已超过68岁——如果考虑“七上八下”这个不成文的年龄规则，那么胡春华的可能性最大。不过，胡春华和已经落马的孙政才早年间曾一并被猜测为可能的“接班人”，也被看作有“团派”背景，外界认为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并不亲密。
另一位被看作是国务院总理热门人选的是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现年67岁的汪洋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王信贤对德国之声表示， “现在选总理，主要取决于习近平的标准为何，而政治忠诚会是关键”，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汪洋比胡春华更适合，汪洋“跟习近平配合得蛮好的”。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可能希望更年轻的亲信接班，让汪洋、李克强、王沪宁这三位67岁的现任常委都退休，或者至少其中一到两位退休。
美国“亚洲协会”近日发布题为“解密二十大”的报告，分析了五种可能的“入常”情景。在情景1中，“习近平的门生李强将出任总理”。李强是现任上海市委书记和政治局委，被“亚洲协会”报告描述为“似乎是习近平对总理人选的第一选择”。报告称，李强的竞争力因为今年上海疫情管理不力受到影响，如果他仍能出任总理，“将表明习近平仍然处于非常强大的政治地位”。
“亚洲协会”的“解密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丁薛祥、李希、陈敏尔等与习近平比较亲密的官员可能在二十大上得到重用。在其他一些坊间盛传的版本中，新的常委名单中也包含丁薛祥。现年60岁的丁薛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在习近平2007年短暂出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获得习提拔，被看作是习近平的核心幕僚之一。
另一位被外界看好的习近平老部下是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时，陈敏尔担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在习近平领导下工作。陈敏尔在2017年孙政才落马后接任重庆市委书记，在当地誓言要“肃清薄熙来、孙政才余毒”。在“亚洲协会”报告的情景4中，“假设习近平的权力不受约束，那么（目前常委）李克强、韩正、汪洋、王沪宁和栗战书都会被年轻的、绝对忠诚的习近平盟友取代。丁薛祥、李强、陈敏尔、黄坤明和李希是这里的潜在人选”。
美国政治学者史宗翰认为，如果继续是“七上八下”，最有可能补位的是丁薛祥和李强。如果改为 “六上七下”，那么李强、丁薛祥，陈敏尔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也有望入常。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李希本人也被看作受到习近平信任。不过，史宗翰认为李希是独立派系，表示李希以及汪洋、胡春华担任常委会有利于中共内部的政治精英自主性。
在谈到二十大可能的人事布局时，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王信贤提到了四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李强、丁薛祥、黄坤明及何立峰。前三位都是现任政治局委员。黄坤明是习近平的老部下，目前担任中宣部部长，是习近平宣传战略的主导者。有观点认为，黄坤明未来可能接替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王信贤说，“黄坤明在宣传与意识形态部分帮习近平立下大功”， “蛮有机会入常，也会接下宣传的位置”。
德国之声：为什么习近平在18年能成功修宪呢？
吴国光：中国政治的逻辑从毛泽东时代以后，从天安门事件以后，到2018年修宪，其实开始发生了一个基本的改变。这个改变，我用一个学术术语来讲，就是从过去的“寡头集权”转变到“独裁集权”。寡头就是至少有那么几个人，他们这一组人来掌握整个体制，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上。这是，特别是胡锦涛时代的一个状况。独裁集权那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哪怕是二把手李克强，也不过是习近平手下的一个跟班。他不可能在习近平面前有很大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在2018年修宪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你问的问题很好，他为什么能够成功修宪，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些人成功摆平了。这个修宪不是原因，是习近平下个星期能成功获得第三任期的一个法律依据。但是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修宪，是因为他已经在第一个任期中完成了个人权利的集中。他才能实现：我想延长任期，我就可以让宪法有修改。
德国之声：习近平是如何能够给在第一个任期就把几位和他不是同派系的领导人摆平呢？
吴国光：因为习近平坐上了第一把手的位置，也掌握军队权力，其他领导人都不可以过问军队事务。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原因，第一把手的权威，总是远远超过其他领导层成员。第二把手说的意见，如果第一把手不同意，没有任何别的可能，就是听第一把手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体制，一直没有改变过。这个党不仅高度集权，自上而下，而且最高权力是依靠暴力。谁掌握了暴力机器，谁就是这个党的老大。习近平能够迅速集权也有其他的因素。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精英阶层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的迅速市场化过程中攫取了大量的私人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由于这些人，每个人的屁股都不干净，那么当习近平上台以后，用反腐作为武器清洗他们的时候，实际上，人人自危。你不反抗，光把你贪污的几十亿拿出来，按照中国的法律，就可以杀掉你，判你死刑。所以你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反抗习近平的集权，你想的是，最好我能拍习近平的马屁，让他不会反我。因为习近平的反腐败很明显是有选择性的。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体制造成的。
德国之声：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严格的防疫政策，可以看到一些小规模的抗议，游行的行为，在网络上也开始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您认为人民群众的意见表达对习近平的统治会有影响吗？
吴国光：习近平在最近几年里面很明显地激起了中国民众的不满。民众也借助一些方式，包括社交媒体，小规模的实际的行动表达他们的不满。非民主体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在乎民意。民意不能通过现有的政治制度来影响政策，来影响谁是领导人。所以呢，我们虽然看到在中国，特别是最近一年出现了大面积的高度的民意的不满，但我们将要看到的领导层的重组，很可能不会受到影响。”清零政策”延续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放松。接下来可能有放松，但也不是因为民意的不满，而是习近平已经通过过去几年的防疫清零政策达到了他一些没有明讲的政治目的。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迷。在一般的社会中，如果你有不满，你就不仅会有表达，还会有行动。在防疫的过程中，你看到三个月的孩子被从妈妈身边夺走，把他们隔开来，你看到重病的老人要去医院看病也不可以去，最后甚至因此生命受到威胁。我想，一般来讲可能会激起民众的反抗。自从1989年以来，中国当局最害怕的是几百个，几千个老百姓集合到一起。一旦他们集合到一起，中共当局就非常紧张，怕他们会不会闹事。现在，做核酸的时候，几百个，几千个人聚集到一起，大家排队等着做核酸的人，很多人可能高度不满，当然也有可能很多人很满意。但至少从社交媒体上来看，从海外的舆论报道来看，民众对这个的不满程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里做核酸的时候，人人都不满，你不满，我不满，但为什么没有反抗呢？你知道，如果你要反抗的话，在场的人可能都会反抗。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普遍的反抗现象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全民对于核酸政策有一个反抗，那么这个政策很可能有调整。如果中共觉得老百姓已经被我收拾服帖了，把他们聚集到一起，我也不怕他们反抗，那么人民可能就要继续受这个罪。
我并没有谴责这些不行动的民众，我只是不理解这样一种现实。当然，信息的控制等等，使得民众很难像我们假设的这样，去思维，去行动。这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现行的体制对民众的控制非常全面。而且我个人猜测，防疫的很多措施是在背后建立了一个控制体系。比如说绿码这个东西，表面上是看阳性和阴性，很可能背后对你的日常活动建立了一个密切控制的系统。政府有了这个控制体系，今后维稳可能就更便利了。中共在这套体系非常完备后，可能会尝试放开了。表面上是放开了，实际上呢，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控制了起来。
西方有一句谚语的意思是当一个东西强大到谁也没有办法毁掉他的时候，他会毁掉他自己的。这个意思就是当你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一定会做很多蠢事，因为没有制约、平衡、反馈、矫正，就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原理一定是有效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如此强大，如此残暴，如此全面控制的的暴君和体制都没有延续下来。秦始皇非常残暴，但是他王朝延续的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年。一个人，只要你还能保留自己基本的判断，这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如果有人把你的孩子拿走，如果有人让你有病不能治，有人让你需要饿三天，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的。只要你有这个判断，那么我想，这个社会就还有希望。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于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无论是召开之前，坊间有关习近平可能被软禁的猜测，还是公众对大会结束后中国终于可以放松防疫政策，让人民的生活重回正轨的希望。所有的这些都多少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最高层的政策思路和动向好似黑箱，只能让人臆测。
图像来源: 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习近平主导2018年修宪后，中国的立法机构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扩大共产党的影响范围提供了宪法支持。此次二十大，习近平是否连任，本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各界广泛认为，至少在未来的5年，甚至10年的时间里，习近平作为中共建政以来权力最集中，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将继续以他的个人意志领导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如果不是……
……二十大召开前不久的9月底，网上突然出现了诸多习近平遭软禁的猜测。习近平9月16日午夜结束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回到北京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引发多方猜测和解读。消息的来源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印度前部长。在推特上，#whereisxi和#chinacoup的标签大量流传，但同时也有很多针对这个谣言的嘲笑和讽刺。
网上相信有关习被软禁消息的许多人是“习下李上”说法的捍卫者。李克强是个在习近平强势执政期间存在感并不强的总理。在疫情期间确实有几个少数可见的高光时刻。包括他发出的：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大约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的警告，以及中国在实行严格新冠疫情管控期间，他不戴口罩拜访中国各地及大学院校，和大量企业家开座谈会讨论如何面对经济下行的严峻现实——这一系列看上去有点和习近平“唱反调”的做法。但是，李克强本人在2022年的两会期间，已经明确表示将于2023年月任期届满时卸任总理一职。
绝对是此次中共二十大比“谁会接替习近平”更值得关注，更有悬念的话题。从目前中共完全密不透风的政治高层来看，完全无法看出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5年中接替李克强身上的重担。按照惯例，总理人选一般要有副总理经历，目前符合条件的只有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两人也被认为是最热门人选。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王信贤告诉德国之声：“现在在选总理，主要取决于习近平的标准为何，而政治忠诚会是关键”。
无论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如何组成，对习近平的政治忠诚，绝对是首当其冲的必要条件，包括届时政治局常委的人选。而按照中共内部不成文的高层领导干部“七上八下”的惯例。除去习近平之外，现任常委栗战书（72岁）、韩正（68岁）两人年龄已到；政治局委员也有9人届龄，包含“经济沙皇”的刘鹤（70岁）、外事一把手的杨洁篪（72岁）、国务院第二副总理孙春兰（72岁）等。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无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
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在访台后，有关中国政府何时“武统台湾”的问题，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虽然一方面，有中共高层内部的消息人士透露，当局已经把“武统台湾”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随时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即可能在二十大召开前，也可能在二十大召开后。关键的是选择一个外界预期最低的时间点。但另一方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向台湾动武，无疑就意味着习近平统治时代的结束，中国会陷入外部经济制裁和内部剧烈动荡的灾难。中共高层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中共何时、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后面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相对与政治和军事上的黑箱操作，全球华人，包括中国本地的老百姓最关心的二十大话题之一肯定包括究竟何时为中国严格的新冠疫情管控措施松绑。从2020年新冠在全球大范围爆发，中国实行全球最严格防疫政策以来，受到严重影响的不仅仅是随时需要面临封城禁足的民众，还包括境外数百万无法回国的海外华人。
德国之声：过去的一年多里，中国对经济和私营企业的整肃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样的策略在二十大后会否有变化？您觉得比民众更有资源的企业家阶层，对中国现阶段的政策有任何影响力吗？
吴国光：我也感受到一些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普遍的不满。但是我想呢，就是在中共这样的体制下呢，没有自下而上的影响政策的渠道，这个“下”，不仅包括一般的民众，不要说体制外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就算在体制内，李克强都不能影响习近平。李克强已经是第二号人物了。所以呢，马云，马化腾，对我们这些人来讲，他们当然是世界级的富豪，是非常大牌的企业家，在习近平眼里，习近平想要碾压你这个集团，他马上可以动用各种各样的政治体制下的手段。他可以让马云财产可能被剥夺，个人自由可能被剥夺。从原理上来讲，不论你是马云，马化腾，还是王健林，甚至你是李嘉诚。只要你在中国做生意，习近平想要你死，那你可能也很难活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李嘉诚早早就跑路的原因。我想的是，一个一个的企业家巨头，在中国体制面前是没有力量的。但是反过来说，他们也不是命定如此。如果中国有一千个这样级别的企业家，他们共同行动，认为中国现在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认为中国现在政治体制的运动是违背了基本的法治原理。那么我们政治学上有一个原理，政治上的任何改变是需要集体行动。哪怕是在民主社会也需要集体行动，选票本身，几千万人投票，就是集体行动。但是我看到的是，中国的企业家，在他们不满的时候，他们也选择的是“润”，就是跑掉。跑掉对个人来讲是聪明的举动，但是当这些人“润”掉了之后，就更加没有改变中国基本政治体制的意愿了。中国政治这个游戏场，就完全让给了习近平和他的跟随者了。
德国之声：中国和西方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有逐渐恶化的趋势，您觉得这对习近平的领导造成威胁吗？
吴国光：我想，外部的因素肯定会比以前更能影响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深度卷入全球化，中国和世界的相互依赖是非常深的。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到处都是外国经济的影子。举个例子：中国现在手机普及率非常高，但是手机不是中国创造的。如果中国和全世界脱钩，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差的话，那么已经进入中国的东西，大家可能还会继续用下去。但如果西方在这方面有进步了，中国在经济上采取，不说完全闭关锁国，而是大部分闭关锁国的政策，那五年之后，中国在这些方面可能就远远落后世界主流了。那么我想这对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影响，人民生活的影响，是会很大的。
因为中国政治体量也很大，是外交大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以外部力量直接影响中国政策是非常困难的。
但如果外部有冲击性的因素出现，比如某一个邻国的专制政权垮台，不管是北韩也好，还是俄国也好，还是某个中亚国家也好，那么这个都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个强烈的冲击。这个冲击呢，如果在今天这样基本新闻报道没有完全隔断的情况下，中国民众得到这个报道，发生突变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存在的。
2023年3月10日习近平第3次宣誓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0年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对内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外推行强硬外交、宣传东升西降，联俄抗美。一起回顾习近平执政这10年为中国带来何种转变。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续任国家主席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宣布当选之际，现场响起如雷掌声。由此，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开始其第3个任期。
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并且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党内整治运动。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成为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打破了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中国官方透露，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人数共计408万9000人。反腐运动除了打击腐败官员之外，也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此时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修宪案，取消了邓小平时期定下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后继续连任铺平了道路。 2021年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再度加深了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决议》写道：“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时曾宣布，消除贫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标。 2021年2月，他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世界银行对于“极度贫困”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9美元，中国的标准略低于世界银行，约为每天1.7美元。经济学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联合国或世界银行标准来衡量，中国还有好几亿贫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20年表示，仅管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尽管宣布脱贫成功，中国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大。为了调节此现象，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该次会议强调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会议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规划，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励富人捐赠，让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此后，多家私企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目标，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京东创办人刘强东等人纷纷宣布退居幕后，避免惹祸上身。
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对资本敌视和打压。在习近平“房住不炒”的口号下，北京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 2021年推出对房地产企业实施限制融资的“三条红线”，要求房企压缩负债，这导致以恒大为代表的一批地产开发商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也使以往热络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明显降温。 2021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双减”政策整顿教培行业：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被视为宣告教培行业的“死刑”。教培领军企业新东方和好未来的股价，分别暴跌超过80%和90%。
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悄悄扩散，当局在疫情初期试图隐瞒消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并且质疑当局“没有人传人”的说法。他随后遭到上级约谈、被央视新闻报导成“传播谣言”，却在一个月后死于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两年多后，大部分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国防疫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中国一再出现大中城市全城被“静态管理”，动辄数千万居民处在被封锁的状态，经济发展也严重受到防疫政策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0.4%，创下两年来的新低。
2016年，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书店股东及员工突然失踪，其中书店经营者李波事后证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舆论对于“内地执法人员跨境抓人”的不满。三年后，香港2019年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民众发起的示威游行遭到香港政府镇压。一年之后，中国人大2020年表决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批评政府的人士将有可能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多间香港新闻媒体遭到警方调查或主动宣布停止运作。习近平今年会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表示，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上，在批评者眼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针如今只剩下口号。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称，须以严厉手段打击新疆的“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习近平2014年访问新疆就曾说过：“对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先发制敌，露头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规模设立“再教育营”，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德国独立学者郑国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这一现象，后来国际媒体的报导逐渐揭示有关营内强制劳动、虐待、洗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中国至今仍否认新疆再教育营存在，称这些机构为杜绝极端主义、为维吾尔人提供就业技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布了报告，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并提到中国可能犯下反人类罪。
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倡议并主导被称为“一带一路”的跨国经济带，其范围涵盖了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也是习近平所提出的“大国外交”的一部分 ── 将自身明确定位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与开发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拥抱更美好的未来”，至2021年为止，已对163个国家总计投资8430亿美元。但近年来此倡议却遭到不少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例如斯里兰卡和黑山便因为积欠中国高额贷款，而陷入债务危机。中国政府慷慨援助外国、免去穷国债务，则被一些人戏称为“大撒币”。此外，输出中国工人到海外大量兴建基础建设，也引起生态和人权等相关争议。
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其理由是中国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接下来几个月，美国和中国互相对从对方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美贸易战开打。习近平当时曾称，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但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如有必要中国会“反击”。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除了承诺将在未来两年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外，也承诺将进行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美国方面则除了少部份关税有所降低，大部份维持不变。拜登上任后继续延长对华加征关税。今年8月，拜登签署《芯片法案》策进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9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芯片公司英伟达和AMD出口高阶AI芯片至中国。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审查其他有关中国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解放军在包围台湾的六个海域空域展开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解放军还宣布，往后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
2019年，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乌俄战争以来，中国至今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而直指美国和北约挑起冲突。如今各国对俄罗斯实施抵制，中国反而渔翁得利，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低价石油。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前，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京，期间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北约东扩，还称“两国友谊没有界限，没有合作的‘禁区’。9月14日至16日，习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后首度迈出国门，飞往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当然也和普京会了面。
中国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边界战争以来，印度便对中国长期有着不信任感。但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中印将 2014年定为“中印友好交流年”并发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接下来连续数年，习近平每年都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至少一次会面。 不过，2020年中印两国部队数度在两国边界附近的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后续在两国官员进行数轮会谈之后，事件才逐渐平息。期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民众使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印度全国贸易商总会呼吁全国抵制中国货。近两年，中印双方关系仍因边界纠纷而处于谷底。尽管习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但双方并未如外界预期一般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
默克尔任德国总理期间，德中经济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前，中国官媒称默克尔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互动也非常热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之间大幅提升铁路货运量；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投资基础建设工程、收购经营不善的公司。此种友好局面近年逐渐产生变化，2019年欧盟宣布将中国称为“制度性竞争对手”。 2020年，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由于中国的人权争议而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 2021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中之间存在根本分歧，无论是在经济制度与应对全球化上，民主与人权上，还是在与第三国打交道上。”该文件也强调，习近平“转向独裁”引发欧盟严重关切。欧盟在今年中欧峰会之际对中国喊话：“希望中国即使不支持我们（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也至少别对其加以破坏。”不过，习近平仍高调展现和普京的友好关系。
2015年，菲律宾向中驻菲使馆提出外交抗议，要求北京停止在距离菲律宾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陆活动。华盛顿智库公布的图像显示了中国自2014年以来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进展，其中包含建设可供轰炸机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岛等。接下来几年，中方继续进行扩建工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017年底刊文称“南海岛礁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又兴建了飞机库，地下仓库，导弹发射井和雷达等设施。 今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表示，中国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岛礁已完全军事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然而，2015年习近平与前美国总统欧巴马会谈时曾称，中国在南沙群岛工程，“不是以他国为目标或给他国造成影响的活动”，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如今中国官方宣布完成南海岛礁军事化，与过去习近平之言背道而驰。
与过去几十年素来温和的中国外交官们相比，自从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间的作风渐渐转为强硬的“战狼式外交”。 “战狼”一词来源于2015年中国的一部同名电影，剧中一些台词如“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功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报导称，有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曾指示，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外交官们必须立场强硬地展现“斗争精神”。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借战狼姿态维护国家尊严，不如说是想表演给国民看，展示中国不好欺负的形象。政治评论员邓聿文指出，以前中国总被骂软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们的“战狼外交”深受民众欢迎。国家的外交迎合国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膨胀，却在国际间引起其他国家反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2020年公布的研究显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开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词，内容广泛，包括中国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当中192组敏感词涉及中央领导层，其中87%与习近平有关，包括“习近平到武汉”、“习近平+疫情蔓延”等。该报告指出，中国领导人在疫情初期强调“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领导权”，一方面是为了减低公众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领导人尴尬，维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2022年6月，《纽约时报》公布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政府正透过手机和监控取得公民个资以稳固政权。中国也连续数年蝉联监控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国家，全球近10亿个监控摄像头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国。这些监控网和自2014年以来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以规范公共行为、惩罚“失信者”。习近平曾多次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表示要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尽管看似布下了涵盖各个角落的安全网，社会事件仍时有所闻，今年发生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众关注，这也暴露了社会弊端不是仅靠监控和社会信用体系就能根治的。
德国之声：18年的时候，您接受BBC的采访时曾经说过“中国所占的便宜就是经济越来越开放，政治非常强权，这是它的优势所在”。您现在的观点，和当初是否会有不同？为什么？
吴国光：我的观点没有改变，但是这个话现在听起来很有讽刺性。这就是因为中国当局采取了改变。因为习近平采取了在经济上越来越不开放的国策。很多人也看到，甚至美国人也看到，当中国改变经济开放的做法时，在和美国的竞争中久进入了劣势。这个反过来就印证了我原来说过的话。习近平现在的做法使得中共失去了两个优势：一个是借助经济开放发展中国经济，一个是借助经济开放，用中国经济力量来影响乃至于颠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运作规范。在中国经济走向收缩的时候，中共在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就丧失了。我也看到中共的改革派现在很着急，他们希望中国能继续回到经济开放，政治专制的路线上。当然在经济开放中，中国的民众能得到一定的好处。但是在政治上的高压，在过去三十年里，只有微小的松动，没有本质上的松动。
我对目前习近平政权的批评有两个：第一个是不应该经济上搞封闭；第二个是必须改变政治上高压这个政策。很多舆论，特别是中文圈里的舆论，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和西方脱钩，只集中批评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做法。他们认为如果回到邓小平路线，利用西方来发展中国经济，但是同时在中国内部采取应该有的手段，包括某些高压手段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治，这个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我认为这确实是中共的优势所在，但是对于中国民众的长期的利益，特别是中国民众的个体的权利，是一个严重的侵犯，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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