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关于中国的维吾尔人受压迫的最新报告向我们展示了什么？

雷国俊：（中国）政府去年底称，"职训中心"所有"学员"都已结业。政府释放的信息是，再教育营项目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这样作的原因何在？我想其中一个想法是，这些人需要重新成为劳动力，另外这也被视为再教育营的延伸。再教育营只是一个开始，是对维吾尔人的洗脑，让他们讲汉语。之后把他们送去劳动，可以让他们的身心继续处于纪律约束之下，同时，也可以提高新疆的生产能力。

在我看来这是再教育体制的延伸，是另一种形式的再教育营。这也是中国、尤其是新疆政府担忧经济增长放慢，以及大规模拘禁造成高昂成本的一种反应，特别是在目前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下。中国领导层对经济持续放缓很担忧，因为这会对中共权力的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

德国之声：您认为转移强制劳工在多大程度上与国际社会的压力有关？这一变化如何反映了中国在新疆人权危机话题上的整体叙事？

雷国俊：中国向来对国际批评声音很敏感，铭记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有人说，我们无法改变中国的作为，但我认为这件事表明，我们可以而且已经做到了。新疆发生的事情就很有代表性，在媒体开始报道新疆再教育营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国政府没有对大规模拘禁维吾尔穆斯林做任何表示。之后，中国政府2018年在联合国承认说，是的，有人被关押。因此在我看来，强制劳动这个新阶段就是对国际社会批评的一种反应。

另一方面，中国在'再教育营里发生了什么？'这个话题上的表述前后一贯。按照他们的说法，在这些人开始有偿劳动之前当然会有一个过渡阶段。从官方的立场来看，把强制劳动作为再教育营的延伸是符合逻辑的。

把维吾尔人送到工厂做工，当然会让追踪"再教育"进程的发展变得困难。但我认为，ASPI报告很好地说明了，如何利用政府的官方报告和公开文件观察中国新疆政策的变化。我们在报告里例举的某些证据显示，这些维吾尔人在工厂里继续受到监控，被强迫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另外有一些迹象显示，维吾尔工人的薪酬低于他们的汉族同事。

报告中有足够证据显示，我们有理由对维族工人的劳动条件产生担忧，并做出一些相关的具体建议。

德国之声：您认为，报告提到的直接或间接受益于在新疆以外使用维吾尔工人强制劳动的83家企业，有什么样的责任？

雷国俊：这些企业有责任向其持股人和员工承诺，立即就企业整个生产链做出全面、公开和透明的审核，检视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涉及任何形式的歧视或强制劳动。

不仅在中国有业务的母公司本身应该这样作，而且应该让独立的外部观察员对整个生产链和生产程序进行监督。这是唯一能够向消费者和持股人保证你的生产链不会出现歧视性和强制劳动的办法。

德国之声：外国公司应该采取何种步骤，对中国持续向国内各地输送维吾尔劳工的做法施加压力？

雷国俊：我想，抵制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向中国当局施压的一种可能手段。我曾向澳大利亚议会递交一份制定相关立法的建议。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虽然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手段，难以对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起到实际的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去做。我们还应该关注其它的机制，比如向跨国公司施压，确保其进行"尽职调查"（due-diligence audit），并考虑其它途径，以便能够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持续发声，敦促其向人性化方向迈进。

德国之声：您认为目前针对维吾尔人的强制劳动计划的规模有多大？

雷国俊：在报告发表之后，我们已经看到有新的报道称，甚至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封闭、管制情况下，仍有维吾尔人被送往其它地区。我想，在关注再教育营的这一新阶段的时候， 我们应该意识到，送往中国其它地方做工，只是让（被拘押者）重返就业岗位的很小一部分。

从再教育营被释放、在新疆当地就业的人依然在类似的被歧视状况之下劳动。我想，接收维吾尔劳工的企业的意愿也是有限度的，尽管每个维族工人会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很多企业本身可能不愿用这些工人。但企业也面对参与这个项目的政治压力，需要表明自己对帮助新疆发展、帮助党国为改造、再教育维吾尔人做贡献。这就像一个巨大拼图里的重要一环，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寻找新的维度，拼出一个全貌，搞清楚新疆到底在发生什么。

 

雷国俊（James Leibold），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社会的民族政策、种族及国民身份认同，重点是西藏和维吾尔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