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可否简短介绍一下你们家的迁徙史？

刘桂瑜(Que Du Luu)：我的家人在越南已经住了好几代了。那时有很多人下南洋，很早就移民到东南亚国家居住，例如泰国、印尼、柬埔寨等国家，许多华人已经住了好几代。我的父母都在越南出生，爷爷辈也是。我曾祖父来自华南地区，不知什么时候去了越南，可能是因为贫穷的原因--那时很多华人由于贫穷下南洋，然后就在越南住下了。所以我们家已经在越南住了好几代，但仍然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因为那时在越南首都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有一个很大的华人社区，里面约有一百万华人居住，在里面可以说华语，有华文学校、医院等，所以在那里居住的华人都留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没有被同化为越南人。我的父母也认为自己是华人而不是越南人，尽管他们都是在越南出生长大的。因为华人总是自己扎堆，不对外通婚，所以保留了自己的特色。我父母都能说越南语，我爸爸说得比妈妈好--因为他在越南战争时曾入伍--两人肯定都能说越南语，例如去市场买菜什么的，也都说越南语。

德国之声：那他们后来怎么来了德国？

刘桂瑜：这需要从当时的背景说起。当时发生越南战争，越南分为北越和南越，北越支持共产主义，南越不支持。到1976年，南越战败。当北越人南下，许多南越人向外逃亡。许多船民就是这样出现的，很多难民通过小渔船逃难。我们家也逃亡，那是在1977年初。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才成功。那次是由我妈妈组织的，她找到了一名船长，通过他找到一条渔船，我们藏身其中，首先去了新加坡，但我们不准停留在那，于是又去了泰国。在泰国的时候，我们在船上住了好几个月，睡觉的时候回到船上，后来被送到一个海边的难民营，住了大概一年。

难民后来被分派到其他国家，我们最初本来要去法国，因为越南以前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我爸爸也能说点法语，但最后没去成。那时法国住着很多华人和越南人，例如巴黎有很多，也有唐人街。德国相较之下没那么多。

然后我父母被问到是否愿意去德国，因为当时德国也收容一些难民。战时，南越得到美国支持，美国人那边的阵营在越南难民问题上也提供了帮助。西德当时没有参战，但提供了医药支持，后来也收容了一些越南难民。于是我们那时直接从泰国飞到了德国。大概是在1978年左右，于是我们就来到德国了。

德国之声：您刚提到华人的圈子较封闭，当时华人在越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刘桂瑜：我本人对越南没有什么印象了，那时我只有3岁，已经记不得了。父母和我也没有提到很多。我知道的只是，海外华人留在自己的圈子里，和其他族群交往不多，所以我的父母完全不认为自己是越南人。我的亲戚居住在澳大利亚，那边也有许多华人，也都在华人的圈子里，结婚对象也还是华人……或许其他的族群都是这样吧，一来是感觉和自己人相处比较好。在德国这边，则不存在这种可能，因为这边城市里的华人少，没有大型的华人社区。所以我的成长过程中更多是德国式的，我只有德国朋友，基本不怎么认识华人。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但那是后来才认识的。我其实和华人、越南人的社群没什么联系。

德国之声：这种经历令人想起您《猴年》书中提到的"香蕉"。这本书算是您的半自传吗？

刘桂瑜："香蕉"这个概念我之前完全没听过，只是有一次听我的中国朋友提起，才第一次听说了这个词。"香蕉"指的是那些华人或亚洲人，他们其实已经并不那么"亚洲"，而是变"白"了。其实这么说的话，那也可以说我是一根"香蕉"。因为我在德国上学，在这里成长，我只有德国朋友，因为周围没有华人。

但不是说这本小说就是我的自传。尽管小说里有很多我的影子，骤眼一看有很多平行的故事，例如主角美妮是越南出生的华人，她的爸爸经营中餐馆，像我父母一样，这些是平行的情节；但许多情节，例如生日宴会什么的，都是虚构的。

在我的前两部小说里也有很多平行的故事，有很多我生活的影子，但看起来不太像，因为主角是德国男孩子，但其实里面同样包含了许多我的故事。但我很难认同说，我的小说就是我的传记。我相信所有写作的人在写作的时候都会包含很多个人的因素在里头。

德国之声：作为华裔，您在德国的成长经历是怎么样的？

刘桂瑜：在之前的一次朗读会上，有一名亚洲长相的观众也提到，她有和书中描述的类似经历。我成长于七、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以前的德国还没有像今天这般文化多元。我住在一个小城里，外国人很少，尤其是亚洲人，因此我很打眼。对于小孩来说，那段时期很艰难。今天不同了，现在人们知道文化的多元性，有很多外来移民、长相各异。但那时候，对于作为小孩的我来说很不容易，因为小朋友见到外表长得不一样的人就认为是不好。我在幼儿园和学校里有很好的朋友，但当我独自走在街上的时候，见到其他小朋友，他们总是侮辱我，对我说Ching Chang Chong （注：对华人/亚洲人的歧视语）。从理性角度讲，我们可以说这是种族歧视、是排外，但小朋友并不能明白。

那个时期对我来说很艰难，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那时候，我天天照镜子自问。我感觉自己是德国人，但得到的却是来自外界的谩骂，尽管我并没有做坏事。大人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回去自己的家乡，说你不属于这里。从周围的环境、从社会，我总感觉到自己置身在这里并不正确。近几年来，社会变得更宽容，不同长相的人也可以是德国人了--但我那时，别人都跟我说，我不可能是德国人，让我去照照镜子看--所以那时对于我来说非常艰难，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和别人眼中的自己并不一致。

德国之声：您现在的感受如何？走出这种不好的感觉了吗？

刘桂瑜：对，现在的社会风气变了。如果因为长相而对某人说他不可能是德国人的话，这是政治不正确的。现在的德国社会，德国人有不同的长相，这是很平常的事。打开电视，看看报纸，很多主持人也有着不同的外表，社会变化很大。

但我觉得，这种孩童时代的经历对我造成的影响，并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摆脱。就算是成年以后，当我在街上见到迎面走来一大群孩子，我仍会感到不安，因为在我小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街上迎面走来了很多孩子，他们对我谩骂，那种感觉和遇见单个孩子不一样--成群的孩子的反应更加强烈。所以直到现在，一些感觉还保留至今。幸好现在社会已经很不同了，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再经历这样的谩骂了吧。

德国之声：您似乎写了很多青少年的小说？

刘桂瑜：我写了三部小说，但不都是青少年小说。第三部小说《猴年》由青少年出版社出版，所以被分到此类。另外两部小说的主角也是青少年，但被归类为成人小说。第二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名16岁的男孩。

但我觉得这样的分类并不合适。许多成年人不看青少年的小说，我觉得不能这样明显地进行区分。我曾和年逾七十的读者进行过交流，他们非常喜欢这部小说。我甚至可以说，成人比青少年读者更喜欢这本书，也能读懂更多。青少年读者、少女读者，她们更喜欢看爱情故事，而不太关注这类题材。成人读者更关注身份的主题，关注主角美妮所经受的困境，也对她的问题有更多的理解。我感觉青少年读者对主人公的境遇的理解不如成人读者。《猴年》这本小说，这本书的主题是身份。有评论认为这是一本写给青少年的小说，关于对身份的探寻。但我觉得，青少年有其他的问题，而对自己身份进行思考的更多是成年人。很多人说这本书对成年人的吸引力比对青少年更大。

《可能我什么都想要》是我的第二部小说。我的前两部小说也是关于身份的，但不是移民身份，而是关注一个问题："我是谁？"我的前两本小说讲述的是不一样的故事，但原则上讲，中心问题都是一样的，都关于主角寻找自我。

德国之声：您为何想写《猴年》？图书的主题是"身份"？

刘桂瑜：对，我的三本小说的主题都是"身份"。在完成第二本小说之后，我开始考虑第三本的创作，但不知道该写什么。我从没想过要写"在德国的华人"或"在德国的难民"之类的题材，因为我之前常常对自己说，如果我写这类题目，写他人眼中的我，那么我就会被过度矮化成这个样子。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若干不同的主题。曾有人很早就跟我说应该写写我的移民背景，但我觉得千万不能写。

在完成第二本小说之后，我的图书经纪让我写越南战争相关的题目，但我对这个题目知之甚少。于是他提议我写在德国的成长经历。移民必然受到和德国人不一样的对待，这为对社会的观察提供一种不同的角度，我觉得也可以。于是我坐下来，尝试往这个方面写。

我其实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我只知道故事发生在中餐馆，其他的情节随之发生。我属于直觉写作型的作者，也就是说，在我开始写作时，自己并不清楚会写出来什么，没有预设的概念，而是由故事自行发展，内容随着写作铺展开来。

德国之声：您甚至避免去写作这个题目？这点倒是很有趣。于此同时，您的三本小说的中心却又都围绕着身份认同的问题。

刘桂瑜：这些我在落笔前都没有想到。像我的第一本小说，许多书评都认为是反复的自我探寻、寻找自我。但我刚才也提到，我是靠直觉写作的，我之前并不知道将会写什么。而第二本小说，许多书评也提到主角的自我探寻，寻找内在的故乡。到了第三本小说也是一样。这其实并非我故意为之。所以我也不禁要问自己，到底是不是所有小说，不论是侦探小说还是爱情小说，其实都是寻找自我的故事？因为对于一个长故事来说，例如小说，主角到最后总是变得跟起初时不一样，都有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都有变化发展。寻找身份的主题，我自己并没有预设，而只是在写完之后的某个时间，突然发觉我的小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写这个主题。

在前两本小说，我都是从一句话开始写起，从一句话发展成一部小说，开始写的时候并不知道将写成什么。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我大致知道写的是精神病院里的故事，我曾在那里工作过。写第二本小说的时候不知道该写什么，只是想到了第一句，然后接着写，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后面会怎样发展，有哪些角色出现，故事将会怎样发展、怎么结尾。

德国之声：您为什么想写作呢？

刘桂瑜：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写作开始得比较晚。其他人一般早年就开始了，而我则是快30岁时才开始。我之前做过其他工作，然后才去上大学。我学习的专业是日耳曼文学和哲学，但 不是师范方向。有一天，我坐在大学校园里，问自己以后究竟想从事什么工作--一般来说，这个问题应该在上大学之前提出，但我问得比较晚--我不想做老师，不想留在高校，不想去出版社，于是突然想起，我其实一直都想成为作家。在那之前，我其实并没有正式写过什么，只有些诗歌和短故事之类。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些滑稽的故事。问题是，在德语课中并不强调发挥创意，而只是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分析和演绎。而写作的欲望毕竟一直潜伏在身体里，于是我决定开始写作。

于是我从短故事开始，很快写就了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然后很幸运地，尽管有很多人也想出版图书，但我的第一个长篇被知名的出版社接受了，而且获得了著名的德国文学奖"沙米索奖"以及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的奖励。而这也令我得以作为作家继续生活，不仅有图书销售作为收入，而且还能通过朗读会、写作工作坊及奖金等得到支持。然后我完成了我的大学学习，继续以作家的身份工作。

当我沉浸在故事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乐趣，而且在写作之中更深地认识了自己。像刚才所说，我通过直觉来写作，根本不作考虑，任由故事从笔下写出，因而也了解到自己身体里究竟隐藏着什么。这令我感到快乐，也了解到很多内在的真相。许多情节都是杜撰出来的，而非个人自传，但其中仍隐藏了许多真实。

德国之声：难民或逃亡的经历对您有没有什么影响？

刘桂瑜：我那时还很小，记得不多了。在我刚到德国来的时候，还有两个场景留在我的脑海里：记得在黑暗中，上下摇晃，喝了不少水；还有就是和我的妈妈、妹妹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监狱中。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在写完《猴年》之后，我才想起了为什么我总还记得这两幕：其中一幕是在逃亡的船上，船在风暴中被拉扯；另一幕是在新加坡。这些场景我也写进了书中。

但从另一方面说，并不是逃亡的经历本身对我的人生造成了什么影响，而更多的是一切要从头开始。我的父母来到这里变得离群索居，但华人喜欢与大家族一起生活，有很多亲朋戚友。在这点上，我的父母当然就变得很孤立了。我爸爸之前有十个兄弟姐妹，妈妈有五个，另外还有很多亲戚朋友。来到德国之后突然就完全不同了。对我父母来说，这很不容易。他们不会说德语。尽管有语言班，但短暂上课之后要去工作，冬天黑夜很长，不像在越南。常言道："从零开始"，但对难民来说，人需要从零下开始，这点我赞同。人无法从亲友处得到帮助，语言、文化又不一样，需要从负数开始新生活。这点影响了我，而不仅仅是船上漂流的经历。

刘桂瑜三部小说简介：

第一本小说《完全报废》（Totalschaden）：主角帕特里克是一名24岁的法律系学生，他的母亲患有精神病，两母子十年来没见过面，因为她曾引发一次车祸，导致他父亲的死亡，而她之后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主角断绝了和她的所有联系，不想再和她有什么关系。十年之后，他却再次和与她走近。这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人无法拒绝自己的家人。

 

第二本小说《可能我什么都想要》（Vielleicht will ich alles）：主角阿迪是一名16岁的德国男孩。他的父母每天都吵架，他默默忍受着，走上街头，希望寻找心灵的故乡。这是一个寻找安全感的故事，他在生命中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可以将自己积极地投入进去。

 

第三本小说《猴年》（Im Jahr des Affen）：主角是一名16岁的华裔少女，她在越南出生，随家人逃难来到了德国，爸爸经营中餐馆。她像一般的德国人那样成长，但她爸爸突发心肌梗塞，迫使她到餐馆帮忙，于是与餐厅的员工走近了一些。远在澳大利亚的吴叔叔过来拜访，他批评美妮不像华人。书中提到了越南的过往，越南战争及中华文化的内容。美妮曾因为被视作华人而感到困惑，但最终与自己达成了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