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一身铁灰，阴雨天里，林彦邦从猫空匆匆赶来，刚刚完成一次对他意义重大的采訪。曾经参与“黄雀行动”、也是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香港牧师朱耀明近日在台湾出版回忆录。一名香港记者，采訪一名香港民主运动的“敲钟者”，在过去自然如呼吸，但在今日的香港会否触及未知红线？他坦言，就连朱牧师也担心过，会不会为林彦邦带来危险。

待过纸媒、电台，从亲官方的《香港无线电视》（TVB）到独立网媒《立场新闻》，新闻业打滚近20年，林彦邦一路见证香港及本地新闻业的变化史。2021年冬天，《立场新闻》高层被捕、被迫停运。闭门那天，作为采訪主任的林彦邦最后熄灯走人。

2022年4月，失业的前记者决定创办独立媒体 ReNews。短短一年多，ReNews 的Instagram专页有超过11万人追踪，脸书粉专逾10万人。一人运营，校长兼扛钟，收入全靠读者订阅。

林彦邦自言并非工作狂，但即便在台北受访期间、前往桃园机场的返港路上，林彦邦仍不时分神处理 ReNews 的工作、发布新闻。弹无虚发的新闻追索，代价是失去平衡的绵长工时。时薪换算下来，甚至比香港最低时薪还要低。此时此刻留在香港做独立新闻，为了什么？

以下是林彦邦与DW的专访，在不影响原意与脉络下，经过编辑摘取、浓缩与整理。

DW：现时在香港做独立新闻，会有害怕吗？心中没有底线或红线？

林彦邦：如果要怕的话就乾脆什么都不要做就好。有一些明确知道一定会死的红线我是不会去碰的，其他的我不管那么多，因为根本没有人说得清楚那一条红线在哪里。

比如我刚刚在做朱耀明牧师的访问，为什么过去这几年都没有相关访问？台湾媒体好像有访问过他，但是香港真的好像没有，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危险的事情。朱牧师自己也有担心过，会不会对我来说有危险。

朱牧师没有案子在身，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牧师，曾经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离开香港的时候也不是偷渡，没有被香港政府通缉，现在在台湾出了一本书，我来跟他做采訪，回想他过去30多年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参与。如果你要说这样的访问是犯法，那好吧，随便你想怎样就怎样，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绝对值得、而且是很重要的访问。在新闻的角度来看，我只考虑这一个。

当然我们做新闻也要守法，你明确表明了这个东西是违法的、不可以做的，那我就不做，但其他的我真的不想去猜。反过来说，现在我们还在香港做跟官方口径不一样的新闻，本身就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还要每次都重新去想，这个会不会可能有风险？那个会不会可能有风险？

我之前在《立场新闻》工作，如果要去考虑这个，倒不如一开始在《立场新闻》关门以后就不再做相关工作。我可能去开Uber，但开Uber在香港也是违法的，或者去送Foodpanda，应该也不会饿死吧！我为什么还要跑出来做新闻工作？就是我觉得我喜欢、我觉得有需要，可能有风险的考虑我把它们放到很后、很后的位置。

DW：自己出来做自媒体之后，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心中警铃作响的事，或者收到来自官方或警察的警告？ 

林彦邦：我必须要说，还真的没有任何官方的信号发过给我，好像当我不存在一样。比如说有没有被人跟踪，经常我们这一种人都会留意，而且我本身开车，如果你要跟踪我是很明显的，但还真的没有。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收过任何所谓“善意的提醒”，从来没有，这还是挺意外的一件事。不光是我，其他人知道从来没有人管我，也觉得很意外。

你说有没有我自己觉得“啊，这个很危险，要不要先不写”之类的，或许有过吧，但最终我应该都是会选择继续写的。要去想有没有可能有危险的话，那代表那个事情应该是有价值的。既然它是有价值的话，就不要想太多了。

最新的例子是昨天有一个《南华早报》的记者在中国不见了，共同社写的。今天香港主流媒体没有任何一家有提过一句这个新闻报道。你想像几年前、或者说10年前，有香港记者在大陆采訪消失了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它应该会是头版，但是今天没有任何一家香港主流媒体有写。他们心中可能觉得这是有风险的事，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我昨天知道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写，我要确认的是这真的是共同社写出来的事情，而不是不知道哪里来的，有一个明确的来源就行了。这个事情太重要了。

我写好、发布出去以后才有香港记者朋友跟我说，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写、不敢写。他是哪一家就别说了。已经有共同社这个挡箭牌在前面，你可以直接引述，但是他们上面都说不可以。他说，我现在看到只有你写出来。我是到那个时候才想：哦，完了，这个是有危险的吗？我还真不知道。这样也算是有风险的东西吗？但是现在香港的状况就是这样，他们连这样的东西也会怕。

DW：主流媒体有自我审查的情况，那你会不会担心为还在香港的受访者带来麻烦，陷入一种不是担心自我安危的自我审查？ 

林彦邦：李立峯（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有一个说法，他说这是“爱与道德的自我审查”。对我来说，我看的只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去写，如果是，我自己的风险就不想太多。我也不想经常去想会不会为对方带来什么后果，这个部分你可以说我不负责任，我把考虑交给对方。

我做访问之前都会跟我的受访者说清楚，我现在开始录音，如果你觉得有些事情不可以留下记录，你根本不要跟我说。录下来的东西，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到了警察手上，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你跟我说的事情就是可以写出来的事情，不可以写的你不要说。风险你考虑过、觉得OK，那就OK。

我自己有事可以，但是不想害其他人也受累、受害，其实是有它的道理，但是也很烦人，如果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这样想的话，那所有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反过来我觉得，其实应该去考虑的是尊重其他人的觉悟。

你要尊重其他人的觉悟。他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依然会去做某一些事情，或者说站在某一个位置，他不会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风险问题。如果他跟你说：我还是不要了，我想低调一些，这个事情我不方便，那OK。如果他愿意说，我们作为一个报道者的责任其实是让人听见他们想说的话，而不是想太多。你有没有反过来去尊重一下他对于自己人生尊严的追求？如果你只觉得我这样写他很危险的，那不如大家什么都不做比较好。

现在还会接受采訪、还会出来做一些跟政治公平社会有关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自己都已经考虑过。时间也不短了，曾经可能很热血、很青春的、很中二病的状况已经过去了，到现在你还留在这，你还会站在这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已经考虑过。除非他是一个什么经历都没有、 可能小朋友或老人家，可能太过单纯什么都没有考虑过那一种。就好像你现在问我一样，我也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说过什么、可能会有什么结果，我觉得OK，你就不需要为我考虑太多。

DW：这样的“觉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19年吗？或是更早的14年？还是说从你踏入新闻界开始就有？

林彦邦：踏入新闻界一定不是，太早了。我是在2006年（入行），首先是在报纸跑香港新闻。好像是2007年吧，我做过最大型的街头采訪是有一套好莱坞电影来香港拍，《蝙蝠侠：黑暗骑士》（的主角）他在国际金融中心跳下去，中环一带封路，很多人想去看Christian Bale、Morgan Freeman。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香港，可能那一年在街头发生最大的事情就是来拍戏。

那时候的香港是很娱乐、很开心、很和平的，当然有一些政治方面的争议，但是没有搞出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跟你说，我已经有想法是要为记者生涯或者使命付出，那一定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觉得好玩就进去做一做。比较开始有这个想法应该是2014年以后，原来有一些人是愿意为这个地方付出代价。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TVB，第一发催泪弹的时候我刚好在旁边，肯定不是第一颗，但是第一波的其中一颗就在我脚边。

我记得催泪弹散去以后，那些人重新站在马路、站在警察对面。其中一个学生他哭著对著我、对著镜头说：“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大概从那个时刻开始你会觉得：啊，原来我作为一个记者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些东西应该去做。可能再早一点，在2011、12年反国教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14年的时候是更强的一个感觉。

2014年跟2019比起来，哎呀 It's a piece of cake，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是很大一件事情。当时有传过防暴警察或是军队会出来开枪，香港会再次有天安门（事件）的风声很厉害。我忘记是哪个摄像师，但是我跟他说，如果前面有警察举枪要开的话，我们走上去吧。那时候想的也不是说你射我吧，而是我觉得我们拿著TVB的麦还有camera跑上去，他们可能会delay几秒钟。如果你说有什么觉悟，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出来了。经历过2019年就更加明显，我至少在那个夏天看过3、400人在我面前被警察拘捕。

DW：ReNews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林彦邦：最简单的说，就是我写出来的东西是其他人应该不一定会写的，或者说写出来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DW：其他人是指香港主流媒体？

林彦邦：对，我就是要尝试填饱一些洞。现在香港的新闻界洞有很多，其中一个洞就是在政治新闻这一块，里面很多声音都消失了，我希望可以的话尽量能补多少是补多少吧。

DW：会有倦怠的时候吗？

林彦邦：我做得要死耶（笑），然后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自己做完这些所有事情的。我累得像头狗，但是老实说，以前有跟我工作过的人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DW：可是你听起来像工作狂。

林彦邦：不是，我绝对不是有工作狂，我是一个很懒的人。以前跟我在《立场》合作过的人一定知道，能够不做的事情我一定不做，如果只付出七分的力就可以达到合理的效果的话，我绝对不会做到八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考虑东西我计算得很清楚。

DW：那为什么现在完全不一样？

林彦邦：我要想一下（笑）。很多时候我知道我要迫自己再努力多一点点，懒这个事情是一开始懒，就一直走下坡了，那就会恶性循环。这是第一。 第二是刚才说过了，我一直都是一个做事做七分就停手的人。

DW：所以ReNews现在是七分力吗？

林彦邦：不是，现在是十二分力。

我有很认真反思过自己做了差不多20年记者的生涯，我不算太差，但也不是特别好。这个不是太差、不是特别好，足够我在这个行业存活到现在，我可以很安心地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用尽全力就可以做出还可以的东西，而且有些时候还算不错，但是我从来都没尝试过去Try to be excellent，我从来没有。以前我还可以很安心地告诉自己，只是因为我没有尽力而已。但是既然这一次我不是因为别人、不是因为要满足老板的要求、不是因为我在打一份工，而是我自己选择继续去做这个事情，我想如果让自己用尽全力会是什么样子？我可以做到什么？我想试一试。 

第三就是，每次当我觉得很累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事情提醒我，你不能停下来，还有一些事情你应该要去做。譬如我之前做了一个访问，已经是一、两个月以前，但是因为事情没完，所以还没有播出来。我做了一个case，是一个即将要进监狱的人，他还没有判刑，但是应该也不会无罪。他愿意让我去拍，他决定在进去之前跟他的女朋友求婚，过程我们拍下来已经剪好了，现在就是等他判刑而已。遇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一直在提醒我，其实我有责任把他们的事情告诉别人。既然他们想说，我没有喊累的空间或者条件。

DW：你写的原创人物故事蛮多是关于比如出狱之后的少年。人的故事是你更关注的吗？

林彦邦：因为我觉得没有感情的新闻不能说没有意思，但是比较不能触动你。还有，我就是一个自媒体、我就是一个独立记者，不需要去兼容并报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就是写自己的感兴趣还有喜欢的。如果它不能触动到我，我凭什么觉得它可以触动到其他人呢？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不平衡的状况是——其中一个是坐过牢的人跟我分享这个状况，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群众最关心运动的时候，那些人还没有进去监狱里面，但是到现在热情退了，里面的人越来越多。

你随便去Google一下香港暴动，每一个星期都有20人左右因为相关案件进去，现在才是他们进去监狱的高峰期。最近这大半年吧，我想才是高峰期，因为法庭需要时间去处理那些程序，当然也有一些已经进去、甚至已经出来，但是还有很多在排队。这个时候资源组织已经解散了，很多人不在香港了，愿意去写信、去探监的人越来越少，就剩下他们自己的亲人朋友。

公众关注基本上都不存在了，但是这个时候监狱里面人才是最多的。可以的话 ，我想找一些案例出来让人记得：嘿，其实他们现在才最惨，可不可以留一点点的关心给他们？所以我也很专注做这个事情。

DW：以前不管在哪一家其实都还是有同事，可是现在完全一人、一条龙地做新闻，会觉得有点孤独吗？

林彦邦：当然有啦，我在《立场》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采訪主任了，有一批人去做其他事情。如果我有同事、有员工，我就会叫他自己找些东西写，就不需要在这里坐著、看著电脑，然后发现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出。还有我要学的东西很多，譬如现在做那些图都是我自己处理的，我是重新去学。以前我有设计师，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你帮我搞，可能5分钟之后就会有一个东西生出来给我了。我自己做，初时可能做个图要一个小时，现在做了一年多已经比较快了，只是不算美观，但是不算太丑而且也不太慢那就好了。然后拍照，你看我有相机在这，有些时候简单的我会自己拍，但是我觉得困难的或重要的，我会找freelancer。

DW：这样经营的经费从哪里来？

林彦邦：都是从订阅来的。那仅仅足够让我自己没有饿死，但是就只有这样，所以每一次我要找freelance的时候都是一个很重大的开支。

DW：怎么缓解压力？你听港乐吗？有没有什么歌是你觉得很符合现在一个人做香港新闻的心情？

林彦邦：如果你问我这一年多，我有新认识了一些歌曲，碰巧都是My Little Airport。

他们有两首歌，当然本来是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很多年后，我也是最近这两年人家介绍我才认识他们这两首歌，我觉得反映了一些感受，其中一个是〈那阵时不知道〉。自从我曾经有一次把这个歌跟那些事情连在一起以后，每次我看到那些画面，有时候都会想起那个歌词，就是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要你已经失去了以后才知道。

另外一个是，我曾经做过一个暴动案件的男生跟我分享的一首歌，名字好像是金钟地铁上的人（注：〈给金钟地铁站车厢内的人〉） 。

那是另外一种情绪，它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已经到了某一个位置的人，会忽然之间忘记了自己曾经都是被压迫的那一群？我年纪比较大了，今年差不多40岁，但那个学生他才23岁，这个是他们那一代人很愤怒的一个责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去多走一步？

DW：你觉得台湾的新闻环境有可能承接香港媒体人吗？有什么优劣势？

林彦邦：台湾的朋友不觉得他们需要去捍卫什么新闻自由，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觉得有需要去让新闻环境变得更好，因为对于你们来说就是百花齐放，非常自由，甚至太过自由的传媒环境是自由拥有的一件事情。自由其实跟空气很像，只有它不存在，你才知道原来它曾经存在过，还有它其实是这么重要。在台湾基本上做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人们不需要、也觉得不必要去保卫这个东西，或者说让他变得好一点，或许业界里面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普罗大众不觉得。

香港人忽然之间觉得新闻自由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应该要去保护记者等等，这些都是在2019年之后才发生的事。但是他们那一种保护的方法、他们的想法是错的，具体对于记者的功能、社会角色的理解都是错的。他们觉得记者是运动的一部分，刚才我说过我讨厌“中立”之类，但是有一些我还是觉得是对的，就是我不是一个运动的参与者，我是一个记录者，这个永远不变，但是我有没有在我的报道或者记录里面去提倡一些我认为是对的价值？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代表我是一个参与那场运动的人，这个真的不是，但是公众就是这样想。

台湾...该怎麽说？我不希望你们有一天要走到大家觉得保护新闻自由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那一天来到，应该出了很大的问题，应该是受到很大的威胁，人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

DW：会来采訪或报道台湾的选举吗？这现在会是一个香港同业的挣扎吗？

林彦邦：主流的应该有这样的挣扎。他们的挣扎就是来不来，或者拿外电就好，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让人不开心，他们的考虑是这一个，虽然我不知道有什麽好让人不开心的。还有就是，应该这一年那些以前会来观选的政治团体都不会来。以前香港建制也会来，这次应该不可能了。

另外，香港那个所谓的区议会选举就要举行了，那个他妈的所谓选举，你还好意思跑到台湾去看人家选举吗？我们香港有一句奇怪的网络用语，就是从一首词来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们跑过来看选举看什麽？所以不会来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一种记者来说，困难就是资源问题、钱的问题，还有就是我跑过来能不能做到什麽东西。我真的要考虑，如果我来，做的东西跟那些主要媒体差不多，那我跑过来干什麽？我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不肯定能做到，就算能完成我脑海里面觉得可以做的事，是否值得我就是花1万块？我说港币不是台币，就是4万多、5万台币跑过来一趟？我有多少个4、5万台币可以花？

具体数字我就不说了，我现在的收入就靠订阅。你知道香港“谭仔米线”吗？我的收入就跟在“谭仔”做店员差不多，你说很差也不算，但是就跟香港的最低工资差不多。如果换成时薪去算，应该我是比最低工资来得低，因为工时很长。

DW：考虑过离开香港吗？

林彦邦：从来没有。这个是我的家凭什么我要离开 ？我讨厌投降的感觉，我不是说离开就是投降，对我自己来说，我现在离开香港的话就是投降，还有我想做的、我觉得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我不觉得我有任何办法可以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继续做这个事情。我知道有的同行离开香港以后尝试去做，但是我真的觉得不行，对我来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感受不了那个温度、你在一个地方生活它的那个节奏、那一种感受，就算你能听说，也不代表你真的感受得到。

DW：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蛮多关心香港议题的读者对于这些好像暂时看不到解方的政治话题会有麻木的心情。在一些国际媒体平台，篇幅也好、资源也好，关注有所下降，这对你已经带来实质的影响了吗？你怎么观察这个事情？

林彦邦：我觉得这是很正常，你不可能会预期香港永远都是世界传媒关注的中心，不可能。 其实他们曾经关注已经很好了，之后有乌克兰、以色列跟加沙...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不是习近平，不是打一个嗝世界都会关注，从来都不是这样一回事，而且我们越来越像中国的其中一个城市，为什么世界要持续关注你呢？

我们不是靠国际的关注来生活的。在那里的人还是在经历不同的灾难、不幸，是不是国际不关注，就可以不需要处理自己的事？我还是把我的焦点、我的读者放在香港的人，依然在香港的人。

林彦邦是香港资深记者，从业经验近20年。2022年春天创办独立媒体ReNews，此前他是已经被迫停运的《立场新闻》采訪主任。

© 2023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