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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独孩政策结束 影响刚刚开始

采访记者:安静2016年7月2日

在新作中关注独生子女政策的旅英华裔作家薛欣然认为,该政策给中国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患。她也谈到如果让这个群体更好的被西方了解以及为何这本用中文写的书无法在中国出版。

China Symbolbild Ein Kind Politik Peking 2013
图像来源: 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德国之声中文网)旅英华裔作家薛欣然(笔名:欣然)关注中国独生子女的书作《买给我一片天空(Buy Me The Sky)》近日发行德文版(德文书名Kleine Kaiser, 译为"小皇帝")。该书已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分别在英国、德国、西班牙、巴西、法国、挪威发行。薛欣然在书中认为,独生子女政策的正面影响是阻止了四亿人口的出生,从而减少了全球人口的压力,使中国走出人口与粮食的困争,也给了中国喘息和重建的过程,帮助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另外,薛欣然指出,女性的地位在该政策实施后也有一定提高。

然而,薛欣然也认为,独孩政策的负面影响是:第一,在该政策引入时,中国的家庭没有经验可学,他们甚至还挣扎在贫困时期,这些家庭并没有获得有关家庭生存条件和社会知识等方面的信息。家庭、学校和医院等机构也都没有作好准备迎接这样一个独生子女社会;第二,政府在推广这一政策时不是以教育为本,而是强制、甚至残忍地实施,由此给社会埋下仇恨和不公平的隐患;第三,独生子女没有受到平等和分享的教育,形成自私自利的性格;这三点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患。

薛欣然就此书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

德国之声:这本书会有中文版吗?

薛欣然:我就是用中文写的,但是中文没有出版,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其实有中文出版社来找过我。但是因为这本书里的受访者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涉及到 七、八十年代的政治背景。所以这些出版社就问我是否可以删除这段背景。我没有同意,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是在邀请大家去倾听这些年轻人的声音,而不是一味的隔岸关火去评判他们。最终生活在这种政策里的是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他们的故事由叶、枝、根组成,如果只谈叶的问题就太不公平了。书中人物之所以会有某种情感和行为,都与他们的家庭息息相关,而这些家庭又有所在社会的背景。如果没有这些背景就是断章取义了。所以这本书没有在中国出版成,但我特别想让中国读者读到它。

旅英华裔作家薛欣然图像来源: privat

德国之声:这本书英文原版去年发表的时候,中国还没废除独生子女政策,而今年的德文译本,在内容上有更新的部分吗?

薛欣然:没有更新的部分。因为我的观点是:即使这个政策停止了,不等于一代人在这个政策下的思考以及受到的影响停止了。我甚至认为,这个政策停止了,它的影响才刚刚开始。书中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在基本是35到42岁,他们都开始有自己的小家庭,而有些人已经赶不上所谓的"二胎政策"。他们将成为社会的主流结构,而他们已经被独生子女政策格式化了。

其它语言在翻译时也问过我是否要因为政策的改变而加序。我都拒绝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在政策取消以前,而且各个版本需要有一致性。

德国之声:就这本书您分别接受过英国,中国和德国媒体的采访,他们的反响和关注点有何不同?

薛欣然:我很喜欢你这个问题。我做了大量的采访,还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就中国来讲,我就独生子女的话题去参加过国际老书虫艺术节和一些大学的演讲。很多家长和社会媒体跟我有一些共鸣,但是独生子女们中,目前为止我觉得,在海外的中国人认同的比较多,在中国境内的不少大学生则有非常强烈的抵触心理。我跟他们说,他们首先应该先看我的书,看里面真正讲得是什么;第二,任何历史事件都不仅有黑白两面,应该有三面--正面、反面和侧面。我就此书接受过海外中文媒体的采访。中国国内也有媒体要求采访,但前提条件是有些东西不能谈,所以我就拒绝了。因为我怕他们把我讲的一个圆的东西,剪成三角形。但是我最近一次回国,让我感触挺深,虽然大家说对媒体的限制加强,但我还是能公开谈独生子女政策的对中国几代人的影响。

在英国,我和他们的争论很多。他们有一种殖民文化的傲慢,他们甚至认为比我更懂中国。例如,他们会说,学术上是这么认为的。我就说,我谈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故事,而中国那么大,也不是一个人的颜色或者一个人的声音可以概括的。更不能因为你去中国走了一圈就说你了解中国了。如果你不会中文、没有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没有和中国人一起感受他们的挣扎,你就不可能说了解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近30年来经历的飞速巨变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不可以拿已经形成的定律套用它。

德文书名Kleine Kaiser, 译为"小皇帝"图像来源: Verlag Droemer HC

而德国则没有这种英语国家的傲慢。德国记者比较有逻辑性。他们可能因为自己历史的关系,似乎对我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而且我发现他们在提问时更小心一点,会不断问我"这种问题可以问吗?"他们有一些自我的警示。

德国之声:我注意到,有德语记者,包括一些德国读者都提到您的访问缺乏代表性,说受访者大多只是收入水平中上层的子女,不能反映广大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

薛欣然:第一,他们说得没错,我的九个篇章讲的都是去海外留学的人。独生子女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我写东西的原则是:自己没有长期接触的东西是不敢写的。我97年就已离开中国,只有这些孩子是我近距离接触的,因为他们都是住过我家或是跟我工作过的人。我在书的前言里也强调了这一点,我是以他们来谈众多独生子女中的一种现象。第二,我在最后的章节里也提到,我接触的农村出身、拿奖学金或受我赞助出国读书的孩子。比如我认识一个在美国当律师的中国姑娘,我问她当初用英语读这么难读的博士的动力是什么,她说她出生的时候因为是女孩而让家人感到没面子,所以她就被送到在农村生活的奶奶家,年幼的她在土茅坑里看到努力向上爬的白色小蛆,之后在人生每一次的考试里,她都对自己说绝对不能当那个掉回坑里的蛆。我听了这个故事后震撼许久。当世界看到中国的人才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其中一些人才是在用什么样的动力努力。

我现在在做的文化慈善机构资助了不少这样肯吃苦努力的孩子。但是我觉得,我的书被译成多种语言,我不想都写像莫言笔下的那种深山里的故事,因为外国人接触最多的其实还是中国的留学生。我认为,中西方之间的理解应该先从大家熟悉的东西开始。

薛欣然,笔名欣然,旅英华裔作家、电台节目主持人。1958年出生于北京,毕业后曾在河南广播电台工作,主持午夜谈话类节目"轻风夜话"。1997年开始定居伦敦。其采访创作的《中国好女人们》被翻译成近30种文字,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她的作品还包括《天葬》、《见证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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