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位于日本东京都的中心地带，有座相当简朴却充满人文气息的“东京人文论坛”空间。主掌这个空间的伍雷，是位被中国吊销证照的前律师。

1973年出生的伍雷，本名李金星；到日本居留前，在北京是中国大陆的知名维权律师，替很多冤案、人权上访的事件发声。一度，伍雷被中国政府视为“麻烦人物”，不断遭约谈，最后甚至被吊销律师资格。他说：“因为这样，我有6、7年被限制出境。”

当时是2018年左右，正逢小孩出生的伍雷，也面臨孩子的教育问题。“2022年7月时，我太太跟小孩先过来，我只是希望能让孩子有学校上。”伍雷提及，另一中国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孩子，至今在中国仍无法上学。DW记者问到，中国政府不让学童就学是否违反宪法？伍雷苦笑回说：“这国家违法的事多著呢。”

当初原本只是想让孩子受教育，没想到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让伍雷动了移居念头，“发生太多变化，像是过山车急转直下，（中国）就是法西斯国家了！”伍雷坦言，迁居到日本是人生中“完全没有想过的意外”；一家人曾经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也去了其他国家游玩，没想过在任何一国留下，最后却移居到日本。

对于自己的日文能力，伍雷笑称“完全不行，都是天书”，现在还是靠播放网络的日文学习影片来学日文。他笑说，孩子日语都很好，“老师们现在都不知道他是中国来，孩子跟老师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只希望孩子在这好好上学。学好日语跟英文是很重要的，日语会成为他一生最重要语言”。 

伍雷最后为何能够出境？他坦言，当然是跟中国政府有“约法三章”。至于协商内容详细为何？伍雷称不便透露。

从2022年7月6日移居东京至今，已经过了两个年头。伍雷笑说：“7月6日是我们家族的‘日本节’，我们都会小小庆祝一下。”

以“三年疫情为标志”

中国新冠疫情下的混乱，成为伍雷决定移居的主因。他感慨地说：“如果说（中国）以前还有点人权的话，现在是都没有了，无数人就这样死掉，需要肾透析、每天上千台紧急手术、当时全断掉，这是很灾难性的局面。”

伍雷讲到此时，突然长叹一口气，眼眶泛红、语带哽咽。沉默许久后，他说：“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讲到灾难二字时，他已经语音模糊。

伍雷认为，中国经历疫情这3年是很沉重的创伤，但结果连中国人现在都不敢回顾，当作没发生，这是很不该的。伍雷秀出他的手机给记者，“就像我手机这样，曾密密麻麻贴著一堆贴纸，写著5月4号做了核酸，贴纸痕迹都在。当时手机上没有这个（贴纸），就回不了家”。

“没有法治就是这样，变成人治。（疫情）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有日本人在上海饿死，很多人没有吃的，无数的悲剧，我听到朋友去世、朋友跟父母死掉。”伍雷比喻，这场疫情比“三反五反”都还厉害，就是法西斯管制。

疫情当时，已被吊照的伍雷仍希望走访、关心以前案件情况，结果每到一个地方就被隔离30天。许多冤案无法再拖，但因为疫情让平反遥遥无期。伍雷坦言当时很灰心，一度锁在家中不想出来了，直到后来友人跟他说，“ （赴日签证）手续已经办好，不出来就浪费了”，他心念一转才决定移居日本。

在日本，伍雷仍然挂念在北京的人及工作，他坦言仍有回去中国大陆2次。对于人身安全，他叹气说，“回去当然没有问题，能否回来才是难说”。

当伍雷回去时，全家都在守电话，他也跟家人称“如果我回不来，那就是十年后再见了”。在这里替在国内的友人煎熬，但回去家人更煎熬。

成立寄居者华人互助社区

伍雷在日本成立了一间人文论坛，定期举办演讲跟分享会、亲子活动等，希望能照顾移居华人家庭。他指出，许多家庭都是在新冠疫情受创伤后，毅然决然决定移居，但是在工作、生活等都需要大幅地心理辅导，因此才成立这个空间让当地华人能活动。

他指著墙上贴著的一张一万日圆纸币说：“捐赠这张纸币的人，是个中产阶级人士，一场疫情让他积蓄归零，他在这空间像个孩子不断放声大哭。”

伍雷感叹，中国这40年来的重心就是赚钱。“没有疫情时，中国人都认为自己好成功 ，去纽约、华盛顿，都觉得当地好破烂，觉得自己特牛X。直到疫情发生，大家才惊觉自己什么都不是。”

根据伍雷自己推算，至今仍有约破百万人在排队等移民日本，至少数十万人在疫情后“润”到日本，他称疫情后中国“大概会有这个星球创立以来最大的移民潮”。

建设华人交流社区，可以让大家还不熟悉新环境时彼此互相扶持。“大人能够在这哭、掉眼泪，孩子可以在这里玩，远离信息孤岛，这是我做这社区的主要原因。”

对于未来是否将在日本长居，伍雷给了否定的答案：“我是‘寄居者’，没有想定居， 每天都希望能回去。每天都希望发生大事情，就可以买机票回去了。也许某个重要的人突然就过世，历史就改变了，谁知道呢？”

身为基督徒的伍雷认为， 寄居者心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法老”在何处。但来到日本后，看到井井有条的街道，他感受到东方国家的法制化与民主化。“很多人都说东方人不适合搞民主，但是日本是成功的”，让他受到不小的刺激。

“日本有民主、有法治、东方国家市场自由化，它的优点是很突出，当然缺点也是。日本人绝大多数都很好，但很多日本人对政治、对国家前途是漠不关心的。”  

伍雷认为，日本作为先进民主国家，应该对全世界民主化多做贡献：“我知道国民希望远离战争、恐惧战争，但真的会达到这个结果吗？我担心日本有可能未来50年会在外交政策上面臨最大失败。”

伍雷也表示，日本的民主法治进程对东亚很重要，“当年日本人用枪炮达不到的目的，现在可用民主法治力量，影响更多中国人”。

持续关心中国未来

伍雷创建的华人小社区，逐渐累积成果，“人文论坛”在中国国内的观看有时也可以到数十万人。记者问他是否担心被政府封锁，伍雷回说“又没杀人、又没放火，担心什么呢！”他同时也持续关注中国国内的维权运动。

对于中国政府，伍雷也表示他的担忧，“很多国内的人还支持台海战争，我很担心这会愈来愈快，台湾人民会成为牺牲品”。当被问到这些人支持言论者的心态时，伍雷称：“你觉得他们是理性的吗？当年希特勒是理性的吗？军国主义是理性的吗？今天的氛围就是一模一样的法西斯主义。”

伍雷举例，过去日本的治安维持法，设置特高警察，控制大学、媒体跟工会，无数学者被抓，如今中国特别像。更让他难过的是，“当时没有人阻止战争爆发，知识份子心中反对不敢说话、政治家更不敢反对，现今中国就是这样，说了就抓你”。

对于未来的期许，伍雷希望能在3、5年内，把东京的“华人文化社区”做好。他称：“我们就是寄居者的社区，环境变化下可能会再回去，但这段期间把自己本分做好，既来之则安之，观照好孩子跟家人、尊重日本国民跟遵守法律。”能在日本待多久尚未可知，但对于中国局势，伍雷的热诚持续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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