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上回去西藏是什么时候？
科尔马-鲍伦茨（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2008年。那以后研究者无法取得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的许可。作为藏学工作者，我们使用社交媒体，但不是畅通无阻，因为如果我们的问题太具批评性，会影响到当地朋友和熟人的安全。于是，我们不会提太敏感的问题。
德国之声：就您研究掌握的情况看，藏人在他们的家乡的确受到压迫吗？
科尔马-鲍伦茨：我想可以这么说。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这一政策数十年来没有发生变化。理论上，少数民族享有地区的自治权，他们在当地的机构里都有代表，但不是没有前提：如果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表现强烈，藏人还要加上宗教认同，会被看作"国家统一"的最高原则受到危害。而这一倾向会被试图化解，或者打压下去。
德国之声：在藏区存在着支持藏独的倾向？
科尔马-鲍伦茨：存在。我想，尤其在年轻一代，不满情绪在加强，过去二十年来，西藏修建了许多基础设施，尤其在西藏东部。本世纪初以来，原来的游牧生活形式逐渐改成了定居，这是对藏人自决权的干预以及对其自我文化认知的侵犯。青年藏人从事收入低廉的工作，被外来移民抢走饭碗，因此他们发展的前景暗淡。再加上中国政府不断对达赖喇嘛妖魔化。这些因素引发人们不满，助长"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民族"这一趋势。
德国之声：您是否认为"西藏文化受到威胁"？中国政府在此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科尔马-鲍伦茨：这里很难做一个过于简单的评估。中国政府为保护藏人文化的确做出了很大努力，比如，出版了大量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藏文书籍，尤其是在西藏东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推动和落实了很多藏文项目，藏人当中也有藏学研究者。一些藏传寺庙被修复，多半在西藏东部，那里吸引了更多的游人。在西藏其它地区则不是这样。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发展趋势即"博物馆化"，比如原本在寺庙进行的宗教舞蹈现在挪到舞台上，给游客观看，这样，这些舞蹈原本的含义便丧失了。
原本在寺庙进行的宗教舞蹈被挪到舞台上 给游客观看（资料图片）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Wang He 德国之声：这些年间，中国的西藏政策是否发生过变化？
科尔马-鲍伦茨：1994年中国政府发出对藏传佛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呼吁，此前，喇嘛以及僧侣可以短期前往印度听佛经课，包括听达赖喇嘛讲经。后来这种旅行受到限制。
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1995年，北京政府指定了十一世班禅喇嘛，此后，西藏的寺院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其管理机构添入了外人，这些人监督寺庙内的行动。与此同时，增加用于监督的技术设备，为达赖喇嘛祈福的仪式也被取消了。喇嘛和僧侣都需经过培训，他们必须对国家表现忠诚。另一方面，国家让喇嘛和高层僧侣担任官职。目前，大概有为数过半的喇嘛担任着行政官职。但这样的做法在藏人当中反响并不好，他们认为这是受贿或者被收买。在分析了自焚者的最后声明后，我们看到，僧侣自焚的地点多是在国家机关附近，而尼姑自焚总选择寺庙附近。这是再强烈不过的抗议手段了！一般而言，这些最后的声明不是同达赖喇嘛有关，就是同藏人的民族认同有关。由此可以说，中国政府并没有控制住西藏。
德国之声：很多汉人到西藏旅行。当地人怎么看待这些人？会把他们看作是文化入侵吗？
科尔马-鲍伦茨：这倒不一定。有两方面因素。首先是经济因素：谁从中获取好处？大型酒店都掌握在汉人手中。但在拉萨，导游也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尤其自20世纪初以来，汉人佛教徒同藏传佛教的僧侣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交往，当下，这种交往表现得很明显。汉人中的中产阶级把西藏视为西方的香格里拉，即人间的乐园。这种想象在西方已过时，但在中国却很兴盛。一些汉人佛教徒将藏传佛教的喇嘛作为精神上的领路人。
1959年3月10日，有关达赖喇嘛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激化为暴力冲突。3月17日，以妇女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布达拉宫门前，抗议共产党政权的占领和压迫。几个小时之后，武装冲突爆发。
图像来源: AP1959年3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当年21岁的班禅喇嘛对中共不乏好感。
毛泽东将达赖喇嘛出逃看作是一个将他定义为叛徒的绝好机会。一周之前，毛泽东已笔头指示：如果达赖喇嘛与他的随从一起逃跑，“我军一概不要阻拦。”1959年3月21日，也就是逃亡的第四天，23岁的达赖喇嘛翻越惹嘎拉山口来到藏南。
当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阿萨姆获得友好的政治庇护后，中印关系更由紧张转为敌对。
西藏的武装力量无法抵御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西藏的险峻地形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中国军队必须为进藏修建新的桥梁。直到1954年，从原属西藏的安多地区（今青海省）到拉萨的第一条公路才正式修通。
作为回访，达赖喇嘛于1959年9月4日前往新德里的尼赫鲁府邸做客，与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进行了交谈。
西藏起义之后，许多藏民追随达赖喇嘛，历尽险阻，长途跋涉逃往印度。
1951年，拉萨政府与北京方面签署《十七条协议》，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接受“人民民主社会”的改造。作为条件,中央政府允许西藏在改革上实行较长的过渡期。协议也规定西藏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持西藏现行的制度不变。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1959年4月，中国方面加强了中印边境的驻军，并封锁了通往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关口。西藏起义使得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中印关系一触即发。1959年8月和10月发生在边境一带的武装冲突更使双边关系雪上加霜。
1959年三月底，一群藏人在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Kalimpong）举行抗议
从1956年开始，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针对“达赖集团”的斗争进一步深化，尤其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为甚。越来越多的藏人起来反抗汉人的统治。1959年3月10日，有关达赖喇嘛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激化为暴力冲突。3月17日，以妇女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布达拉宫门前，抗议共产党政权的占领和压迫。几个小时之后，武装冲突爆发。
在1954年10月13日召开的首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与达赖喇嘛向外界展示了友好融洽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清楚地知道，“西藏问题”不能单纯以军事方式得以解决。然而，他低估了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这一错误为1959年爆发的西藏起义埋下了伏笔。
1959年3月17日，正在罗布林卡夏宫内的达赖喇嘛听到附近传来枪声，决定出逃。与此同时，解放军在拉萨河谷向起义者开火。
一扇木板门标志着印度与西藏之间的边界。摄于1959年4月初。
为了防止暴动规模扩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59年3月20日决定向西藏增派部队，发起“全面反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后开始制定将西藏从政教合一的旧有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初步计划。当时，西藏实际上处于政治独立的状态。为防止西藏的独立地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要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推进中国的“统一”。1950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
不久，西藏起义被镇压。这张图片摄于3月21日，画面上的起义民兵正在等待被押往监狱。
西藏起义者在拉萨向解放军缴械。这张图片的拍摄时间不详，1959年4月13日由纽约一家图片新闻社首次发表。
达赖喇嘛获得政治避难许可之后，于1959年九月首访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接待。在西藏起义发生8个月后，中印这两个在50年代交好并共同从中获益的邻邦变成了敌人。
1959年3月，大批西藏难民抵达印度米萨马里的过渡性营地。
尽管如此，达赖喇嘛及其随从仍然受到追踪。在贴身护卫及“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护卫下，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31日越过了中印边界。
1959年4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前往喜玛拉雅山脚下的穆索里会见达赖喇嘛。此前几天，也就是4月18日，显然受到印度支持的达赖喇嘛要求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
德国之声：那么，真实的西藏曾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科尔马-鲍伦茨：西藏当然不是什么"香格里拉"，决不是仙境，它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宗教地位突出，社会等级分明，这一点跟其它国家没什么不同。不过，那里没有发生过饥荒。说西藏人极度贫困，奴隶制等，这些说法来自中国，西方意义上的"奴隶"概念在藏语当中不存在。还有"农民"，藏人中的农民有的不在自己的农田耕种，而是在地主的田里，但他们往往比地主富裕。
德国之声：典型的当代西藏青年是什么样子？
科尔马-鲍伦茨：比如说中产阶级，上了高中的，都会中文。中文是最重要的语言。我不认为，中文是压迫的表现形式。中国政府希望少数民族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这便需要语言技能。如果只会藏语，便无法去北京上大学。他们考大学录取时会被优先。这样做背后的考虑是，有利于让他们融入社会，以及同化少数民族。事实上，受到同等教育的藏族青年同汉族青年没有很大区别。
德国之声：您说到"融入"和"被同化"，二者中谁的比重更大？
科尔马-鲍伦茨：我想"被同化"的比重更大。因为所有的一切，最终都指向这个目标。藏人希望自己来定义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藏人的这些认同与占大多数的汉人的认同有着本质的不一样。这里便是一条临界线，如果藏人丢掉了民族认同，他们就被同化了，也就基本上成了汉人。这不应该发生。他们也不愿意这样。
科尔马-鲍伦茨（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是瑞士伯尔尼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藏历史以及藏传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