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59年3月31日，离开拉萨的达赖喇嘛逃亡进入印度境内，正式踏上流亡的道路，随后约有10万藏人跟随其步伐，流亡至印度与尼泊尔、不丹等国。次年，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今年3月31日是藏人流亡印度进入第60年的当天。
本月早些时候，藏人行政中央宣布将举行大型"感谢印度"（Thank You India）主题活动。据西藏之声周三（3月28日）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发布特为"感谢印度（Thank You India ）"大型活动准备的MV与系列书籍。司政洛桑森格在发布会上强调：60年来，印度对流亡藏人的恩情胜过任何国家，因此极有必要借此机会向印度官方与民间致谢。
此前，印度外交部下发指示文件，建议该国官员不要相关参加活动， 暗示印度不愿在两国关系"非常敏感的时间"激怒北京。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将原定于新德里举行的 "感谢印度"活动，改至达兰萨拉举行。
以下是德国之声对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东夏林（Dhardon Sharling）进行的采访。
德国之声：为了避免激怒中国，印度忽视了西藏团体的利益，你对此感到失望吗？
达东夏林：完全没有。达赖喇嘛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会惹恼中国。这已经是常态了。但是将"感谢印度"活动的举行地由新德里改为达兰萨拉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和印度政府无关。对印度认为的合适的对华外交政策，我们表示尊重。
我们在这里已经有60个年头了，这样一个小政治决定--在我看来是政治外交中的暂时阶段，是不会损害到我们60年的深厚情谊。西藏问题受到关注、达赖喇嘛成为广为人知的标志性人物都要归功于印度。我们甚至公开表明：西藏的自由斗争产生于印度。它建立在印度为我们提供的教育、健康和住房等基础上。
这一关系要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也就是佛教的起源。我们的语言和经文皆来自印度。（在藏人生活的27个国家中）印度是唯一一个允许我们将"西藏"填在国籍一栏的国家。一些国家则要求写"中国"。
1959年3月10日，有关达赖喇嘛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激化为暴力冲突。3月17日，以妇女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布达拉宫门前，抗议共产党政权的占领和压迫。几个小时之后，武装冲突爆发。
图像来源: AP1959年3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当年21岁的班禅喇嘛对中共不乏好感。
毛泽东将达赖喇嘛出逃看作是一个将他定义为叛徒的绝好机会。一周之前，毛泽东已笔头指示：如果达赖喇嘛与他的随从一起逃跑，“我军一概不要阻拦。”1959年3月21日，也就是逃亡的第四天，23岁的达赖喇嘛翻越惹嘎拉山口来到藏南。
当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阿萨姆获得友好的政治庇护后，中印关系更由紧张转为敌对。
西藏的武装力量无法抵御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西藏的险峻地形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中国军队必须为进藏修建新的桥梁。直到1954年，从原属西藏的安多地区（今青海省）到拉萨的第一条公路才正式修通。
作为回访，达赖喇嘛于1959年9月4日前往新德里的尼赫鲁府邸做客，与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进行了交谈。
西藏起义之后，许多藏民追随达赖喇嘛，历尽险阻，长途跋涉逃往印度。
1951年，拉萨政府与北京方面签署《十七条协议》，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接受“人民民主社会”的改造。作为条件,中央政府允许西藏在改革上实行较长的过渡期。协议也规定西藏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持西藏现行的制度不变。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1959年4月，中国方面加强了中印边境的驻军，并封锁了通往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关口。西藏起义使得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中印关系一触即发。1959年8月和10月发生在边境一带的武装冲突更使双边关系雪上加霜。
1959年三月底，一群藏人在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Kalimpong）举行抗议
从1956年开始，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针对“达赖集团”的斗争进一步深化，尤其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为甚。越来越多的藏人起来反抗汉人的统治。1959年3月10日，有关达赖喇嘛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激化为暴力冲突。3月17日，以妇女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布达拉宫门前，抗议共产党政权的占领和压迫。几个小时之后，武装冲突爆发。
在1954年10月13日召开的首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与达赖喇嘛向外界展示了友好融洽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清楚地知道，“西藏问题”不能单纯以军事方式得以解决。然而，他低估了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这一错误为1959年爆发的西藏起义埋下了伏笔。
1959年3月17日，正在罗布林卡夏宫内的达赖喇嘛听到附近传来枪声，决定出逃。与此同时，解放军在拉萨河谷向起义者开火。
一扇木板门标志着印度与西藏之间的边界。摄于1959年4月初。
为了防止暴动规模扩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59年3月20日决定向西藏增派部队，发起“全面反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后开始制定将西藏从政教合一的旧有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初步计划。当时，西藏实际上处于政治独立的状态。为防止西藏的独立地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要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推进中国的“统一”。1950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
不久，西藏起义被镇压。这张图片摄于3月21日，画面上的起义民兵正在等待被押往监狱。
西藏起义者在拉萨向解放军缴械。这张图片的拍摄时间不详，1959年4月13日由纽约一家图片新闻社首次发表。
达赖喇嘛获得政治避难许可之后，于1959年九月首访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接待。在西藏起义发生8个月后，中印这两个在50年代交好并共同从中获益的邻邦变成了敌人。
1959年3月，大批西藏难民抵达印度米萨马里的过渡性营地。
尽管如此，达赖喇嘛及其随从仍然受到追踪。在贴身护卫及“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护卫下，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31日越过了中印边界。
1959年4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前往喜玛拉雅山脚下的穆索里会见达赖喇嘛。此前几天，也就是4月18日，显然受到印度支持的达赖喇嘛要求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
毋庸置疑的是，印度很想和日益自信的中国搞好关系。而达赖喇嘛在印度的存在始终是两国的分歧点。你不觉得有威胁感？
并没有。你看到的自信其实是（中国）缺乏安全感。我举个例子。两个月前，德国汽车品牌梅赛德斯-奔驰在Instagram发布了一张汽车图片配有达赖喇嘛的引言"从不同角度审视境遇，你的视野会更开阔"。此举在中国引发抗议后，奔驰不得不删贴。这看起来是强势主导还是缺乏自信？如果一个人真正强大，他就不会被达赖喇嘛所做的普通事情所影响。
但是我也认为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不断增强。我们也理解，中国想要延伸触角和压制印度。所以我们也希望印度可以更加自信、不屈不挠、直视对手的眼睛，不要卑躬屈膝，因为那不是印度的精神。
印中关系趋好并不意味着印度就一定会对我们施压。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寻求和解、和中国改善关系、达成协议。我想，我们不会用双重标准说，印度不应该这么做。但这也不表示放弃和忽视藏人的利益。
2010年以来，中国和达赖喇嘛的代表就没有再举行过正式会谈。你们仍然对与北京的会谈持开放态度吗？
我们希望和中国建立友谊。我们正在筹备所谓的"中国外展计划"，我们在四个国家设有中国外展官员，在我们的办公室也有一个中国部门。我们解决西藏问题的官方政策是"中间道路"，呼吁和中国展开对话和达成协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任期被无限延长后，我们将继续看到，西藏将依旧是其最大的挑战。西藏问题将成为中国崛起的试金石。中国想要崛起和变强，但是西藏将成为反映其现实的镜子。
我们的意思是，达赖喇嘛是解决中国面临所有问题的方法。西藏因此是中国领导人的一种机遇。如果北京能看到其中的智慧，印度将是西藏、印度、中国之间达成和谐的最好的潜在渠道和伙伴。
你说达赖喇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但问题是：达赖喇嘛去世后怎么办？他看起来像是让一切团结凝聚的人物。
我们身后的支持者网络在不断壮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义的弧线肯定会弯向一场坚持了60年的非暴力原则的斗争。有人曾说过："西藏衰，世界衰"。我真的不认为世界会在我们的斗争中辜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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