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在您看来，近年来人们是否失去了对艾滋病的恐惧感？

巴尔-西诺西：我们对这种疾病的关注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富裕国家，许多人现在都认为，艾滋病患者通过合适的药物，生活质量还不错，而且能拥有与健康人相近的预期寿命。

但是，也恰恰是这种认知造成了艾滋病感染人数再次上升。欧美的同性恋人群中这种情况尤甚。而且，从我们的长期观察结果来看，接受长期治疗的艾滋病患中，25%~60%的病人--各个国家情况有些不同--都没能有效抑制艾滋病毒。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正确地完成疗程。

我很喜欢问这样一个问题：哪些地方的艾滋病治疗有效率特别低，只有25%？大家都回答说是非洲。但其实答案应该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因此，关键因素并非贫穷或者富裕，而是获得治疗的可能性。在美国，艾滋病主要影响到少数群体，这些少数群体并没有完整的免费医疗机会；而且，他们是否能够真正完成疗程，也缺乏相应的监控机制。

在我的家乡法国，能够长期抑制病毒的艾滋病患比例约为60%。但即便如此，也还很不够。在法国、澳大利亚等抑制率达60%的国家，艾滋病治疗依然是免费的。和病人谈论治疗时，也会发现这并非只是钱的问题。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贯彻疗程，总是很困难的。

然而，对于许多制药企业而言，钱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把艾滋病等特定领域的科研活动与经济利益脱钩，是否会对情形有所帮助？也就是说，在涉及公众健康利益的科研时，可以停止该领域内的经济竞争。

这是对制药企业提出的一个问题。当然他们一定会说，这不可能实现，因为企业没有经济利益就无法生存。而企业无法生存，便无法推动(制药)研发。这便意味着(学术界的)科研无法带来公共卫生效益。

所以说，最终问题还是在制药企业这边？

对。我们搞科研的没法来开发新药，我们缺乏相应的知识与技能。在学术届内，我还真不知道有谁还能搞制药，这也不是我们的职责。也就是说，问题关键不在于科研，而在于如何生产药品。而我们搞学术科研的对这一领域并不熟悉。

但是艾滋病预防组织AVAC负责人沃伦(Mitchell Warren)曾说，如果不能为人们所用，那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疫苗也是没有用的。

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对于治疗方法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我在相关会议上也讲过，如果科学家发现他的研究成果无法转化成实际应用，从而帮助病人，那这科学家就会变成抗议活动人士。因为这完全令人无法接受。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制药企业必须以某种形式受到调控。丙型肝炎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治愈丙肝，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这无法令人接受。政治界必须致力于调控药价，而且这必须在全球层面上进行，而不仅仅是欧美国家。我们(学术界)也需要有人熟悉药品研发及生产。这些工作当然也应该获取报酬，毕竟制药行业也为此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但是药价应该要有一个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