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郭建梅女士，首先要祝贺您今天获得"正确生活方式奖"，也就是常说的"替代诺贝尔奖"！

郭建梅：谢谢，我也刚知道这个消息不久！我收到消息后当然非常高兴，感谢评奖委员会把这个重要、光荣的奖项颁发给我。作为一名公益律师，这是对我工作的支持和鼓励，是对我们在中国妇女人权事业奋斗二十五年的理解和认可。来自远方的这份荣誉让我感到温暖和鼓舞，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这是对约7亿中国女性人权事业的期盼和重托，中国的女性权益在国际社会上受到了高度重视及关注。

虽然这个奖是一个西方的基金会颁发的，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国情，但是各国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的理念却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这个奖是国外颁发给我的，让我百感交集。我受到了来自远方的鼓励和认可，却不是来自自己身边。不过，这毕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公益律师事业的认可，所以我主要的感想还是感谢。

德国之声：认可来自国际社会，却不是来自自己国家。那么您觉得20多年的公益律师生涯中，面对的最大困难究竟是什么？最大的成就又是什么？

郭建梅：我们在中国率先开展了公益律师事业来保障人权，并且带动了一批各个领域的公益律师组织的建立，要知道25年前，中国几乎没有公益诉讼这样的概念。我们还通过调研、游说、诉讼、立法倡导等工作结合起来，在法治层面上推动性别平等、保护女性权益的理念。二十多年来，我们帮助了许多权益受侵害的中国女性，她们之前缺乏维权途径、缺乏权利意识，但是在我们的帮助下，非但许多个案中的女性保护了自己权益，也影响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促使大家的法律维权意识提高。

现在，从事公益律师事业的不止我们的事务所，还有许多同行。虽然有些公益律师已经不再干了，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仅限于个案层面。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的立法执法工作都因为公益律师的工作发生了不少改变。虽然，我们公益律师现在没有前几年那么活跃了，我们的工作空间也没有以往那么宽阔了，道路越走越窄，但是我们依然坚守理念和工作，通过层出不穷的个案来影响立法、改变社会观念。

德国之声：您说到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具体到您自己，比如2010年您在北大的一个公益机构被关闭，2016年，您的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也因政治层面的压力而不得不歇业。您遇到的最大阻碍，是不是这种来自政府层面的压力？

郭建梅：应该是吧。这当然有许多因素。公益律师这个职业在中国是非常艰难的，我称其为"应为而不能为"。所谓"应为"，是因为这太有意义了，尽管中国GDP总量全球第二，但是依然是一个贫困人口、遭遇侵权人口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公益法律援助事业在中国非常重要。"不能为"，则是中国对公益律师的激励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反而还有许多压力。这个职业还能存在，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至于压力，既有来自政治、司法方面的，也有来自基金方面的，还有社会本身对公益律师这个职业的误解。当然政治方面的压力是最首要的。

德国之声：这次获奖，您觉得是否会在实际操作中对中国的公益女性维权事业有所推动？还是说，这反而会导致政治压力进一步加大？毕竟，几年前，您的"众泽"被关闭时，一大原因就是官方认为您的团队接受了境外资金，担心境外势力操纵。

郭建梅：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说。我想，这可能是双刃剑，还可能是弊大于利。但是我依然非常欣喜能够获奖，因为这是对中国公益律师事业整体的国际认可。具体来说，"弊"在于，这种认可来自国际而非国内，这是让人非常尴尬的状态。"利"则在于，毕竟这是一个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奖项，国内很多(政府)部门的一些有理念的人士，可能会因为这个奖而对我们另眼相看，觉得我们的机构能得到国际认可，一定很出色。当然，到底是哪种状况，现在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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