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当你第从媒体报道中得知你被香港政府根据国安法通缉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朱牧民：我当时人在加州，所以新闻出来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我注意到我的手机有讯息进来，以为是国际社会对香港政府延迟立法会选举的消息做出反应。我的一个在“香港民主委员会”的伙伴正准备发布我们为这个议题所准备的声明，所以我以为他传讯息告知我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没想到讯息内容是我被香港政府 “通缉”的消息。当我早上6点拿起手机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把我和过去几年刚离开香港的几位倡议人士一起列入了通缉名单。我立刻知道与他们比起来，我是个异类，因为我是一个在美国住了30年的美国公民。这是他们对于国安法管辖权的一种侵略性的解释，他们要证明他们可藉由国安法去追捕一个在美国工作的美国公民。

德国之声：你知道这个消息后，有没有和美国的官员联系？

朱牧民：在创立了香港民主委员会后，我经常与美国政府和国务院的人联系。上周五消息出来后，我就与许多国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的人联系。他们也马上知道整起事件的特殊性，因为香港政府基本上是将我在美国的所作所为视为犯罪行为，但我只是在行使美国宪法所赋予我的权利。

美国许多国会成员也对此作出反应。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起头，因为如果香港政府指控我勾结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政，那他们其实只是在自作自受。每当他们想用国安法来对付外国公民时，他们都会招致外国干预，因为他们要对付的对象是外国公民。

德国之声：一些流亡的香港异议人士称，香港政府通缉我们六人的举动是为了阻止所有海外香港人从事游说活动。你认为他们这个举动背后更大的意涵是什麽？

朱牧民：我被通缉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我经营的是一个以美国为基地丶专注于香港议题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包含了美国公民和居民。我认为香港政府肯定是打算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我们要找你麻烦，我们要针对你。”

此外，在我就香港议题在华府展开游说之前，我就已经和美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的组织也预料到中国政府会加强它们的侵略性，试图对香港人进行控制和威胁，所以这也变成我们当初成立香港民主委员会的原因。

我们预料到有一天，我们可能成为唯一以有规模的方式替香港发声的组织。而我认为打压我们便是他们的想法。

德国之声：虽然你是外国公民，但你还有家人在香港，包括你的父亲朱耀民牧师，也是香港非常著名的民主派人士。你认为你是否也会像其他流亡的香港人一样，面临着可能必须与香港家人断绝关系的艰难选择？

朱牧民：我为其他人的经历感受一股更深的悲哀，因为他们不得不在一夜之间做出一个突然的决定，把自己连根拔起，切断与家人的联系。去年我爸爸受审的时候我也在香港，所以这样的情况对他和我的家人来说都不陌生。这是我们选择并决定要做的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有某些特权，因为我和我父亲都有机会选择我们想走的路，以及接受随之而来的风险。对于其他流亡的香港异议人士的家人来说，他们可能别无选择。我想，在我爸爸这些年的工作中，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这是他所承担的事情，也是他所选择的角色。这也同样是我选择的，特别是过去一年，我们在美国成立香港民主委员会，这也是我的选择。

我常想着所有没有选择的香港人，他们现在都生活在国安法的威胁之下。我更关心的是所有没有选择的香港人。我想香港政府打算透过国安法向我们发出威胁，而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我爸爸没有躲避他的罪名。他愿意和其他民主派的人士一起坐牢。这并不会改变我们，但我更担心其他香港人，他们没有这个选择。

德国之声：你如何看待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所展现出来的立场？

朱牧民：我觉得香港民主委员会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我们在华府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团队。从去年9月开始，我们不再只是在国会山外举着标语，而是进到国会内部，去讨论丶撰写和协助通过美国对中国和香港政策的相关立法。我认为这种变化是重要的，这也是为何上周五港府宣布要通缉我的原因之一。

在华府于各种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时，香港就像是政策领域的奇迹，因为香港议题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在最近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丶《保护香港法案》和《香港自治法案》中，香港民主委员会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也是7月1日提出的保护香港人的移民和难民草案之幕后推手。

我们也安排了很多香港的领导人到美国出席国会听证会。我认为，我们在华府的影响力和海外港人持续为香港议题发声的努力，已经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于香港议题的讨论，并为香港议题开创了新的范畴。我们会继续这样做，并会继续促使美国领导层推动有关中国和香港的政策。

我们所做的部分工作是为包括英国和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开辟可能性，让他们在应对香港相关问题时，能找得到可行的途径。我很高兴看到这些国家的政府慢慢跟随美国的步伐，开始在着手处理香港相关的议题。

德国之声：你认为海外游说和宣传对维持香港的生活模式有多重要？

朱牧民：我们之所以会建立香港民主委员会，正是专门为了这种时刻。我们相信香港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它的历史丶命运和移交时的谈判方式都是全球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当年还坚持要求让“一国两制”成为一个国际协议的一部份。

香港一直是一个国际城市，我认为过去缺少的是不同国家透过政治影响力和权力，让每个国家都必须为行为承担责任。我认为这一点对香港来说更为重要。而因为我们人在美国，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替香港发言。

那些有权力决定香港现状和未来的人，有责任保住这一点。我们承诺确保中国政府努力履行他们的承诺，而美国政府也要履行其承诺。美国对香港人作出了承诺，我们要确认他们履行承诺。
   

朱牧民(Samuel Chu)是位于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的总监。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朱牧民因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遭港警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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